首页 -> 2005年第1期
当代小说中的“孤独者”精神基因
作者：王卫平 石金焕
一、“观念人”的两极性——反抗与回归
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从本质上来说，可以称为观念人。所谓的观念，主要是一些与终极价值有关的人文观念。他们往往从民主、平等、自由观念出发来审视和裁判封建观念，并将其上升为改造整个社会的武器，而且他们对这种观念是很执着的。这就使他们在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时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封建旧制度的觉醒者、反叛者，他们成为与政府过不去的人，从而造成了“自我”与社会的对抗性，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具有一种终极关怀，有一种基于追求美好的目标而采取的道德立场”。①然而，“这种道德感的极度扩张，可能使他们受一种浪漫情结的驱使而变得不切实际，他会忘记人类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实现的条件性，会变为自己所崇尚的乌托邦理想的俘虏”。②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就是这样忽视对外界环境的思索而执着于个人理想的人文关怀者。吕纬甫当年敢于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而魏连殳也同吕纬甫一样大胆，敢于写文章议论时局，涓生则带着子君率先走出家庭的牢笼，自由结合，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封建势力的强大，认为在进步分子的努力下，“黄金世界”很快就会到来。因而，在敌对势力的大举反扑下，他们迫于生存的压力，违背了自己的理想而又回到了“旧势力”的怀抱。吕维甫为了20元的薪水又教起了“子曰诗云”，魏连殳则做了顾问官，而涓生则抛弃了子君，又回到了自己的“单身宿舍”。他们从反抗走向了回归，在自己的精神旅途中共同画了一个“○”，就如吕维甫所形容的“我在少年时，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③反抗的起点成为回归的终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观念人的这种两重性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变更中，而是又传到了当代。《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宁可被下放到“清水衙门”也不愿意丢弃自己的人格，坐视鱼肉人民，《浮沉》中的毕承泰拒绝了“世俗化的侵蚀，维护了艺术的纯洁”。然而，他们的这种坚守、护卫并没有“力挽狂澜”，而是自己走入了死胡同。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使他们的理想全面崩溃，他们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一样“走向了反面”，认同了世俗甚至融入了世俗。池大为在房子、孩子等一切生活问题的挤压下，不再沉醉于“象牙之塔”，而是向世俗低头“……我感到了绝望，人只有一辈子，这一句话，把所有的道理都说完了……可是，厅里第一个研究生就这样过一生吗……科长、处长以前不屑一顾的头衔，现在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可望而不可及”。而《王谢堂》中的王谢也同样为了钱，将象征着“理想操守”的宅院改成了饭店，《浮沉》中的毕承泰也不得不花钱送礼谄媚富翁。这些当代的孤独者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一样在生活的逼迫下“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
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由反抗到回归的精神路程，但这种回归其实质是不同的。当代孤独者的人文关怀已被世俗化了，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孤独者在回归之前的呐喊，曾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那么当代的孤独者也只是维护了自己的纯洁，对社会却失去了影响力，他们有宏大的理想却慑于行动，委琐于自己的屋檐下，成为时代的可怜虫。在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回归后我们品到的是一种苦味、涩味，一种矛盾、一种无奈。是伴着理性的反思和无情的拷问的，是“倘受了伤，就躲入森林，自己舔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④的间歇，而并不是完全的沉沦。相反，当代的孤独者，一旦向世俗低头则很少能站起来。相比之下，他们缺乏鲁迅式的理性和韧性精神。
二、精神矛盾的内在特质——“无自我”的压抑
无论是鲁迅笔下的孤独者还是当代的孤独者，他们都有着观念人所导致的“○”式精神。这种“○”式精神可以说是软弱与自我拷问、自我反省的矛盾结合体，而如果我们把这种“矛盾”上升到内在的精神层面，则会看到一种压抑。这种压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外界的压抑，人的生存环境对人的敌视和限制，以及人的自我压抑。外界的压抑又是导致自我压抑的条件。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们以民主、平等、自由观念同封建观念相对抗，使他们受到整个封建专制的排挤与孤立，从而产生了一种外界的压抑，而由于经济的被封锁，也就是说生存问题又使他们不得不回归旧我，然而内在的新观念没有死灭，为了活着，他们只好让新思想向生存低头。可以说真的“我”被压抑了，回归后的孤独者们陷入了“无自我”的状态。《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回归后，做了些无聊的事——给弟弟迁坟，给顺姑送剪绒花，这是受伤后的他借别人的快乐来达到内心的平衡，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自我”的逃避。他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而对于自己只是维持了一个肉体的存活，其目的也是为了以微薄的收入来孝敬老母。而魏连殳也一样，他在“胜利了”然而又真的失败了之后，整日在喧闹的灯红酒绿中麻醉自己，想借对肉体的折磨来逃避“自我”的拷问。肉体与灵魂呈现为分裂状态。“这些个灵魂在自己的躯壳里安放的那样不妥帖，以至那幅躯壳对于自己的灵魂似乎是‘异己’的”。⑤这是赵园对高觉新、汪文宣的评价，然而用在鲁迅的这些“孤独者”身上也是恰当的。
当代的孤独者们在理想坍塌后，虽然投入了现实的权利与金钱的角逐，并对此没有过多的自我拷问、自我鞭挞以至重新奋起的意志。但在他们平静的外衣下，内在的灵魂也是不完全妥帖的。《浮沉》中的毕承泰在无奈之下走入了世俗的模式——送礼，但在内心中他却是苦笑的，是自我冷嘲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虽然在官场中磨平了棱角，以“就那么回事”应对现实，但在他的内心中那份良知并没有泯灭，我们从他钟情于进步小说可以看出，他的无所事事也正是希望破灭后的消极反应。《国画》中的朱怀镜虽然已成为权力场中的佼佼者，但他仍然无法摆脱文化人的影子，内心中常常会有失衡感。
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回归后，在现实生活中都将“自我”掩藏了起来。但这种掩藏的实质是不同的。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对现实采取的是不融合的态度。虽然身在此中，也做着顺乎现实潮流的事，但他们在内心中是与其分离的。并且他们力争解放“自我”寻找新的路途。涓生、吕纬甫在失败后等待新的时机，而魏连殳则以死亡的形式来实现对堕落的抛弃，对自我的释放。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与现实合作的内在意志。而当代的刘世吾、池大为、王谢、毕承泰、朱怀镜们则将真“我”封锁了起来，他们以对现实的认同否定了以前的“我”。就如朱怀镜虽然他在内心中佩服曾俚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但他不准备向他学习，反而劝他入俗。刘世吾也同样，自己认同了世俗也劝林震认同现实。相比之下，当代的孤独者对自我采取的是一种放弃的态度，少了吕纬甫、涓生、魏连殳式的执着。
三、生存的怪圈——走不出的迷茫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士”或“士大夫”，他们都要承担共同的“道”，而这种“道”在《论语》和《孟子》中则被阐释为“士至于道”、“士尚志”、“士不可以不弘毅”，总之，“明道救世”是他们的使命。这种使命意识深深地刻在了历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因而无论是鲁迅笔下的“孤独者”还是当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迫于生存压力而回归了旧我，压抑了自我，但在潜意识里他们都无法摆脱这种身份和使命。因而当“孤独者”们面对着陈腐的世风，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着权利金钱角逐的社会，他们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他们希望能寻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混乱的现实中，他们所找到的也只是被废弃的荒原。茫然、飘渺的悬浮感伴着他们的灵魂。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在生存的压迫和“自我”的压抑下哀诉“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而魏连殳在生存与理想的二难选择中陷入了彷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虽然他最后选择了生存，做了顾问官，但对理想的背叛，使他内心无法平衡，最后他将生命毁灭，直到死，他也是个空怀理想而寻不到出路的迷茫者，而这种迷茫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也有着深刻的表现。王跃文《国画》中的朱怀镜便是悬浮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的虚伪狡猾成为权力场中的佼佼者，但在他道貌岸然的背后仍不能摆脱文化人的阴影，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摇晃使他感到迷茫。作为文化人身份的曾俚、李明溪最终远离了他，他最后在寻找且坐亭谷口时迷失了方向，“他这么来回走了好几趟，总找不到那个清泉潺潺的谷口……疑心自己是不是只有在梦中到过这个地方。”这可以说是一种预言：泉水潺潺的谷口象征着他们的精神家园，象征着那个真的我，而方向的迷失预示着当代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的迷茫。这在王谢、毕承泰身上也有着同样的感受。而作为与世俗抗争的曾俚、于明成虽然保持了那份良知，但依然寻不到光明的道路。曾俚在失败后不知去向，于明成则以身殉职。“路在何方?”是他们的心声。
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当代作家只是将它显露了出来而并没有给予解答。当代的孤独者也只能成为沉沦的一代。相反鲁迅却为“五四”的孤独者们指示了方向，他在“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的两难选择中，最后选择了“我不如彷徨于无地”。⑥而这种“无地”正是一种中间状态，他决定以历史的“中间物”身份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⑦在这种意识的灌注下，他笔下的主人公的迷茫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在这之后，他们是要前进的：涓生在失败了之后发出了“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的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的前行，用遗忘和谎言作我的前导……”的誓言。而吕纬甫虽然已变得颓唐，但眼中依然能有“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鲁迅理性精神的介入，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了韧性的战斗精神。他们较之当代孤独者的软弱、颓唐能给人一种希望。
四、差异的原因——时过人非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池大为、曾俚、林震还是朱怀镜、毕承泰、于明成，他们的形象都是无法超过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形象的。魏连殳、吕纬甫、涓生的自我拷问，自我反省的理性精神在他们身上无法找到。相比之下，他们的形象的刻画，精神的剖析更趋于平面化。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时代的因素，二是作家个人的素质，而后者是最重要的。
鲁迅笔下的孤独者生活在新旧转型的“五四”时期。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经受着两种思想的对抗。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的涌入，唤醒了一部分沉睡在旧礼教中的青年，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倡导新文化，打破封建旧礼教的潮流，封建旧思想开始受到震荡。而在政治上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在国内反动势力不断掀起“复帝”的政变，致使政局不稳，而在国际上，中国已成为丧失独立自主权的殖民地国家，外国势力的深入，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从经济上掠夺着中国，使人民深受其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救国”“救我”成为觉醒者们的历史使命。相反，当代的孤独者面临的已不是“救国”“救我”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推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但物质的日益丰富，诱使人们纷纷涌向了金钱和权力之争，对物欲的追求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所谓的精神价值已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权力化、世俗化的社会，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就是“挽救世风”，这较之“五四”青年的使命意识缺少了宏大性。
另外，从作家的自身素质来讲，鲁迅的经历可以说是复杂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生活的变故使少年的他饱尝了人世的艰辛，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势利。这对他透视人的灵魂，关照社会的能力做了铺垫。使他在赞赏新青年的同时也看到了生存与理想的对立。深邃的思索，敏锐的目光使他的作品在思想上要深刻得多，在艺术上也有着独特的魅力。他的笔向来是指向纵深处的，他对人物的塑造更执着于对人物灵魂的透视。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曾引用别人的话说：“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如对吕纬甫，在他颓废不振之余看见了他眼里流露出来的“射人的光来”，而对于魏连殳他写到“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通过对人物眼睛的描写将人物的坚毅反抗决绝充分表现了出来。除此之外，双重视角的运用使他笔下的人物面临着内与外的双重审视，即“我”对主人公的审视和主人公的自我审视，这就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全面而又深刻的剖露了出来。与此相反，当代作家只是再现了生活而缺少将现实进行咀嚼的理性精神和思想深度。他们笔下的人物，都被淹没在现实的繁琐与欲望之中，除了他们的倾诉外，我们没有读出他们内在的灵魂，更无法把握他们的精神实质，通过他们，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现实即生存的困惑，而不是一种精神更不是一个典型。可以说当代作家笔下的“孤独者”形象只是拥有了鲁迅笔下“孤独者”精神的皮毛。鲁迅笔下的人物虽然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层，但他们身上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在今日它已有了后裔，只可惜这种遗传近于表层，我们期待着真正鲁迅精神的当代再现。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②《知识分子与观念人》萧功秦， 第13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③《鲁迅全集》(2)，第2 7页，人民文学出版杜，1981年。
④《鲁迅全集》(13)，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⑤《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选自《赵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2)，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⑦《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第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