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反腐文学．现实主义．小说类型学
作者：张光芒等
小引反腐文学方热未艾，这中间的意味一言难尽，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关心的不仅是社会正义与道德情怀，还应该有美学的反思。反腐文学品质普遍不佳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出在哪里？它反映出了我们现实主义创作多少的痼疾？它能否独立成为一种小说类型？这是我们这次未完成的讨论所关心的问题。
汪政晓华
召集人：张光芒
参加者：贺仲明汪政晓华何平
张：十几年来，尽管“后主义”之风风靡文坛，但细细观察一下我们会发现，引领风骚的却依然是占据“五四”以来文学史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创作。当然我说的主要指纯文学或接近纯文学的领域，那些“下半身写作”虽然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与媒体的追逐，但其“创作”被作为广义上的文化现象来分析，评论界及广大读者并不视其为“文学”；另一方面，即使其被关注的程度非常高，但也以批评之声居压倒优势。在纯文学领域各种较大的创作现象或文学思潮中，女性主义文学、“私人化”写作、先锋派创作等虽然颇受评论界的青睐，但其读者面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其中更趋于“雅”的部分尤其难以走向大众。以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创作也存在着这个问题，而且就张炜近年的创作看，其民粹主义的思想底色越来越缺乏创造性，已陷入了主题单一、自我重复的瓶颈。真正在读者接受、作家创造力的体现、媒体关注的程度、向大众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渗透等各方面都能真正保持稳定的影响力的似乎惟现实主义莫属。而且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之中，尤其以“批判现实主义”影响最甚。前几年有声势颇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抉择》、《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清官故事》等持续走俏；今年，陈桂棣、春桃夫妇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更是引起轰动，它们的影响力显然是号称以“现代性”或“后现代”为追求目标的文学创作所不可比的。“反腐文学热”何以在90年代后期以来盛行不衰？探寻其背后的历史的、现实的乃至审美的复杂根源，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晓：你的这个简单的勾勒虽然是针对中国新时期的，但如果再把视野扩大一点，从人类审美史去看，好像也很有道理。从宏观上讲，虽然艺术思潮及其审美接受的关注点与兴奋点并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写实艺术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在写实艺术中，对当下情景的再现，对自身生存问题的关注又是重中之重，这种情形在小说艺术史上更为突出，什么是小说的本性，从起源上讲，小说艺术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当然是写实，这不仅是风格问题，更是功能问题，是小说的价值指向问题。
汪：这里面确实有许多有趣的问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鲁枢元提出文学要向内转的口号，因为文学总在关注外部，关注实在，却把自己给忘了，文学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了，这是中国文学不得进步的原因。从当时的文学语境考虑，这种提法确实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调整文学观念，有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学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它为其后的先锋文学、实验文学提供了理论的前提。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了，现在再来看看，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年来，文学在干什么？当文学回到文学以后，文学的意义在哪里？面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现实，面对濒临崩坍的价值世界，如果文学还在里面“转”，那不是显得很可疑了吗？文学的存在地位是要受到质询的。我一直想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所谓“文学性”重要，还是经验重要？虽然现在人们已经进入了资讯时代，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信息不等于经验，因为经验是与人、与个体相关的，信息的涨库更显得经验的匮乏，这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之一，也是文学从发生学上讲的本性之一。因此不管如何变，从宏观大势上看，文学总归是写实占主流。
何：说到“反腐文学”当然回避不了对于世界范围腐败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腐败在各个国家蔓延，且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最大的敌人。在腐败日益猖獗的同时，是人们日渐意识到腐败对我们生活世界的渗透力和杀伤力，用世界银行行长沃尔森的话说：“腐败癌症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于是，世界范围的“廉政风暴”不断地刮起。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与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腐败现象的孳生和泛滥往往与社会转型相关。因而对于身处社会转型与变革阵痛中的当下中国，腐败的沉渣泛起决非偶然。
贺：“反腐文学”的兴盛与其他题材的低落形成鲜明的对比。除了极个别的由商业文化炒作起来的作品，如《上海宝贝》等之外，很少有作品能够达到“反腐文学”的销售量，取得那么大的社会影响。文学正在边缘化，人们不再那么热衷于纯文学，文学本身在面向生活、揭示生活的深度上也存在问题。当然，我们这里不多谈这个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反腐文学”的成功，并不能完全算是文学本身的成功，只是因为它身上所附着的题材是当前大众最关注的，它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电影、电视等领域，反腐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
张：“反腐文学热”的背后最直接的动力是当下的“反腐热”。关于这一点人们已取得共识，历史上也不乏其例。社会政治体制与经济急剧转型中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官场腐败现象的发生，由此也引起了立意“在于匡世”（鲁迅评价清末小说语）的官场小说的发达。清朝末年涌现了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为代表的“谴责小说”，抗战后张恨水的《五子登科》及时揭露讽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丑行。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提速，官场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文化全面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毒瘤。与以往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当下“反腐小说”不仅代表了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民众的正义吁求，而且也极大地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反腐倡廉”的呼声。这一现象证明了我国目前从文化整体结构上追求现代性的迫切与艰难，它既可视为文学界的“现代性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失语”的知识分子群体重新寻求“话语”权利的一种努力方向。
何：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文学传承的角度，我们固然能够找寻到“反腐文学”和文学史上的“官场小说”、“黑幕文学”的瓜葛，但这次的“反腐文学”酝酿成“热”的制导力量可能更多来源于另外两只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一是市场。对比“反腐文学”的流行，则是“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在“反腐”问题上，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轻而易举的就达成了默契。不仅如此，具体到现实世界，“反腐”的成功与否和公众关注的程度密切相关，就像杰瑞米·波普在分析反腐败战略的成功因素时所说的：“为了确保舆论的明达，法律和行政环境必须允许自由报道。一方面不应该缺乏完善的审查制度，另一方面政府不应该使用任何手段妨碍媒体阐述事实（其前提是首先颁布《新闻自由法》，这样，任何人包括政府在内就无法妨碍披露腐败现象）。再者，国家需努力制定专业标准，以确保国有媒体的雇员能够独立工作，承担他们应承担的责任。”可以这样说，在媒体的自由表达还需要假以时日的舆论生态下，亦真亦幻的“反腐文学”在中国的现实环境负载了媒体的部分功能，出版界也在这样的缝隙中捕捉到无限的商机，读者顺势把“小说”读成“实录”。
贺：在这个意义上说，“反腐文学”的兴盛是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它也确实满足了诸多方面的要求。它的反腐态度，可以赢得许多普通老百姓的认可；它对欲望的铺陈，对官场的揭秘，可以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也能够得到商业文化的支持；它的态度不走极端，问题的揭示也到一定限度为止，不至于触犯政治忌讳，反而得到了深知腐败之危的主流政治的赞赏。这种在多方面“骑墙”的姿态影响了它的深刻和力量，也有不少作品走到了完全的商业化，成了对欲望的炫耀和窥探，但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揭露了其中的许多黑暗，加深了我们对社会阴暗面的认识。像《国画》和《沧浪之水》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独特的社会心理，《抉择》等，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
晓：你们这些说法都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反腐热的原因，如果按流行的说法，这些大都是文学之外的，它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民族心理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但其实许多文学问题都是与这些方面纠缠在一起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类别不见得相同，相同的文学类别的繁荣程度也不一样，这与它所生长的背景关系很大，好比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一样，文学它也不自觉地利用他者资源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
张：记得有一个评论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阅历丰富的农民老大爷比一个拿了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更能参透中国的政治。”的确，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要洞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有多艰难，要清楚官场与民间、官场逻辑与大众文化有着怎样复杂的关联，这一切如果依靠分析什么“社会结构”或者进行理论推演，是根本无法窥其一二的。但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不对的一半在于说这话的人恐怕仍然低估了政治的“艰深”，其微妙复杂之处是一个老百姓无缘“参透”的，甚至就是那些号称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写作也不易能晓这一领域。为什么反腐小说家中有一些就是曾“混迹”官场的人，有些则是确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官场的人，这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一个人只想通过权力部分颁布的法令、准则、文件以及各种统计数字来了解官场，恐怕是太弱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腐小说所描写的故事确实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
汪：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从题材角度推衍下去，倒确实会导致对文学元素的贬抑，所以，一方面要重视经验的重要，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文学在表达人们经验中的巨大作用，当我们来讨论反腐文学时，是从什么角度来认定这一文学现象或文学类型的？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题材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方面，即使“反腐”了，文学也可以将其向非反腐的方向发展。所以，讨论反腐文学，现在缺少的往往是文学角度，一些反腐文学之所以品质不好，一些作者一旦涉猎反腐文学，仿佛一下子成了大众写手，原因都与之有关，即使在文学界，人们讨论这一问题也是双重标准，对反腐文学，人们只算政治账，不算文学账，只算社会与经济效益。
张：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指出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是现代性家族的五种形态，类似的观点在大陆文坛影响极大，然而在实际的创作界最被认可的却是“过时的”现实主义。在当下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中，现实主义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它的“发迹”说明了什么？是文学的“大幸”还是“不幸”？ 这一现象证明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现实主义，还是我们的文学更需要现实主义？是说明我们的文学没有充分地“进化”，还是读者的审美趣味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清末谴责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它到底有多少发展？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何：其实，许多问题早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远的先不说，就谈新时期的文学，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改革”文学，还有“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都和“现实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往往也是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之下来谈论这些作品，但对这些作品多大程度上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体现着怎样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能说我们已了如指掌。
贺：我的观点有些不同。我以为现实主义在当下文学中受到重视，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现实主义，这是最需要甄别清楚的。正如刚才汪政、晓华所言，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以再现现实为基础的现实主义都应该有它的生存之地，但现实主义不应该是被50、60年代文化（其实应该是从20、30年代以来的文化）抽空的概念，而应该是更开放更多元的现实主义。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就相当有限。尤其是在中国文学界，对现实主义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但是又有相关性的态度。或者是鄙视，或者是固守。许多中国批评家笔下的现实主义内涵还是恩格斯的，几百年不变，一变就犯了忌讳，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只有理论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何：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东西我们的理论早就自觉到了，但具体到创作中却很难说已经贯彻、落实了，比如刚才仲明提到的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那么，在我们的现实主义书写中有多少作家具备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