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全方位的观照 多角度的透视
作者：关四平
一、 论从史出追求真知
《红学：1954》是一部纪传体的红学断代史。这必然涉及到两个标准：一是客观真实性问题，二是主观倾向性问题。关于前者，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应是最高评价。关于后者，“寓褒贬，别善恶”是史家著史不可回避的道德评价和目的之一，而其中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应是最高境界。这两个标准中，前者是总原则，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则应服从前者。从这两个标准的角度评价《红学：1954》，可以说，作者是有意识向这个目标努力，《前言》中的一段话就说明着这个追求：“笔者主观上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反映这段历史。然而，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毫无作用，初稿写成以后回头修改，却发现其中的感情色彩仍然很浓很浓。”这是著史者真实的正常的心态。客观目标是求真，感情色彩是求善、求美，各有价值，不可偏执一端。
从求真的角度说，作者根据工作的需要，利用在红学所的便利，多年如一日积累材料，终于集腋成裘，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有关资料，并且尽可能地引用于其著作中。作者自己明确申明这一点：“正是为了保存那份‘历史的真实’，所以本书在引述批判文章时，也都是无一例外地指名道姓，并详细注明刊载的报刊和具体日期。”从行文中看，作者始终坚持了这一求真原则。为了更全面更真实的反映事实真相，作者把有些史料压缩到每章后的注释当中，与正文形成互补，这既更好的反映了历史真实，又使行文整饬洗练。这也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有的注释长达一千余字，如第一章的注释（15），第二章的注释（1）、（2）；有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所花的时间与功力，如第四章注释（8），作者将《文史哲》1954年9月号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与《文艺报》1954年第18期转载该文对勘，以“核实两者在文字上的异同”，花费20个小时列出表格，不仅一目了然地看出冯雪峰的64处修改，明了过去为人忽略的基本史实，还委婉表达了作者对冯雪峰人格的肯定倾向。
从褒贬的角度看，无论是运动的发动并领导者毛泽东，还是批判者或是被批判者，无论是老先生，还是年轻人，甚至包括作者老师的老师，作者也能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知的精神，一视同仁，当褒则褒，当贬则贬。而在具体分析中又能做到“对事不对人”，并将之作为“本书的一贯宗旨”。显然，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也正是我国学界过去所缺少而今后应该发扬的。作者的褒贬倾向主要是学习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等史家笔法，在叙述中自然流露出来。有时也通过对比等文学手法明显表现出来，如在第六章中，作者写道：茅盾“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既没有发表文章，也没有发表讲话”；“直到1954年12月8日，作为‘前线总指挥’之一的茅盾在不得不做大会发言时，他也没有像郭沫若、周扬那样，事先写好讲稿，还请毛泽东过目并提出修改意见……居然一次都没有点俞平伯的名字。其回护与同情俞平伯之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在批判运动“前线总指挥部”三大总指挥的比较中，表达了对茅盾的褒扬之意。作者有时也抑制不住澎湃的激情，站出来直接发表评论，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一样，以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比如，作者在缕叙面对面批判俞平伯的“一次奇特的座谈会”上六类发言者之后，就杨晦、浦江清的发言借题发挥议论道：“厚道人总是说老实话，倘若知识分子们都像他们那样，也许就会避免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起码，也不会折腾得那么凶。良知，永远是衡量人的一个标准。”这是作者思想认识的结晶，也是点睛之笔。
二、 纪传体例全面观照
写史者面对繁杂的史料，采用何种体例，显然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家常用的体例已有编年、国别和纪传等，而以纪传体例居多。就体例形式本身来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编年体既有“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第二》）等长处，也有“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同上）的短处；纪传体既有善于记人记事的优点，也有纪事重复互见和系年不够严密的不足。《红学：1954》一书根据所述对象的特点，采用了纪传体例，即“以重要人物为主分出章节，每一章都以人物的活动线索为经纬叙述事件。为避免重复之嫌，亦采用史书惯用的互见法，此详彼略，以便读者互相参看”。可见作者受司马迁影响之大，同时又能采纪传之长，避纪传之短。从全书九章题目看，处于运动被批判中心的人物俞平伯占了一、六两章的篇幅。而前六章的叙述脉络，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设计的，这显然又借鉴了史传编年体的长处。第七章与第八章的论胡适，乃是追本溯源，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以便更全面更完整更真实地观照这场运动的实质。第九章《运动中的几个“难友”》，又是以俞平伯为中心的横向拓展，补叙了五位受牵连的红学研究者。这相当于《史记》中的合传，仍然是以人物为中心，与前六章特别是与三、四两章相呼应。总体上看，全书以人物为中心，纵横兼顾，时空交错，详略得当，取舍有法，足见作者在全书框架上的精心建构。
除以上所论全面观照整个运动之外，作者还试图多角度透视运动中的文人群体的复杂性与个体思想性格的多面性。作者所采用的纪传体与“互见法”，帮助作者达到了这一目的。司马迁开创的“互见法”既是为了集中史事使历史事件的叙述首尾完整，更是为了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突出。其中用来写人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本传刻画人物的性格主导面，而把人物的性格侧面载于他人传记中。这样，本传与他传互见，人物的立体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刘邦和项羽形象的塑造均是如此。《红学：1954》一书深得太史公的要旨。比如：第四章《他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包括两节文字——《“贵族老爷”冯雪峰》和《批判运动中的胡风》，作者又上溯下延，将其写成了二人的传记。二人的命运又与周扬的个人恩怨直接相关，作者又不能不写周扬，因此，读者只有将此详彼略，此略彼详的两节文字互见对读，方可见三人的完整形象。其中对冯雪峰是褒扬和同情为主，褒扬了他的长者风度、和蔼可亲、为人厚道、认真负责，同情他无过受罚的人生悲剧。同时也客观指出他“因与博古发生矛盾，一怒之下跑回老家隐居”的意气用事所导致的人生和事业道路的错误选择。对胡风的悲剧人生是同情为主，也有批评。在“他与周扬之间由朋友、同志、战友而互相结怨以至化为仇敌的过程”的回顾中，作者既站在胡风一边，又能客观公允；既为其蒙冤含屈鸣不平，又如实指出其“好辩”、“具有很强的政治嗅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言辞激烈”等偏激的个性特征，批评了他对老朋友冯雪峰的毫不留情的让人心冷的比周扬还激烈的批判态度。对周扬主要是批评其借堂而皇之的名义，“行挟嫌报复之实”的可鄙作风，但也客观指出这也有周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被动的一面”，而对文革后出狱的周扬“一有机会便向被他整治过的人道歉”的觉醒与悔过，作者也给予了应有的谅解与肯定。在这一系列典型的出色的文人个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事件中，作者对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当时文人群体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是耐人寻味的，是今人应该很好总结，后人也应该永远记取的。共性的问题是：在运动中，文人群体齐上阵，都说了言不由衷的话，都不得不批判俞平伯，不敢不积极的参加运动，这是由于政治干预文艺所导致的文人群体缺少独立人格的表现。差异性主要在于品格的高下：同是批判，有的人无限上纲，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有的人则实事求是，不离学术争鸣。作者对前者是虽理解当时的处境，但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后者则是由衷敬佩，赞不绝口。如：作者认为吴组缃先生的发言，“是他对俞平伯文章的真实看法，是心里话。他开始就这么认为，到后来还是这么认为，这种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人云亦云的品格，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对老舍的发言，作者也是从品格的高度赞美的：“平和的话语，表现出老舍一贯与人为善的品格。”这都是今后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高尚品格。再如：作者对在“批判的烈火烧得正旺”时到门可罗雀的俞平伯家送去真正友谊的王伯祥，更是称颂备至。这是对人性美与心灵美的歌颂。还有对何其芳所长为处于困难境地的俞平伯先生辩白的“胆力”，作者亦表示了格外的敬重和钦佩。这些有品格、重真情、有胆力的学者，在士人整体人格退化中显示出坚韧的力量，使人们在严寒中感到了温暖，在迷惘中看到了光明，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作者的这种反思，就加大了本书的历史文化内涵，给人以更多的思想启迪。
三、 语言犀利文采斐然
从中国古代史传的语言风格说，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追求言简意赅，欲以最少的语言记录尽可能多的史事，惜墨如金，这可以《春秋》为代表；二是追求文采生动，力图形象地再现历史图景与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有时不惜用墨如泼，这可以《史记》为典型。相比之下，显然后者的文学性更强，更有艺术魅力。以此为评判标准，《红学：1954》应属于文采派。作者观点鲜明，态度明朗，语言犀利，文采斐然，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这种独特的语言魅力，有时来自于语言中包蕴的深刻的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共鸣，有时来自于形象恰切的比喻，有时来自于讽刺揶揄。如：“当时的中国，似乎任何东西都以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在文艺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老大哥’那边风一吹，‘小老弟’这里草就动。不远万里搬运过来的东西。也不管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更不管‘搬运’途中如何磨损磕碰甚至扭曲变形，统统拿来用。这应该算是外部因素。”这里有形象比喻，也有讽刺揶揄，透彻地说明了当时中国文艺界受苏联影响的情况，表现出作者敢于说真话的性格和笔端涌泻激情的文风。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