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步痕琐及
作者：张冠哲
80年代，美术思潮尘头大起，千骑万乘夺道争驰，纷纷然，轰轰然，令我这类人目瞪口呆。
听人说话，看人文章，知道艺术家是把艺术作为生命的。可我说不上。
小时候我曾很热爱过艺术。家里没有愿意画画的人，僻处的小镇上也没有教画的人，仅是石印唱本的封面和月份牌年画就足以吸引我了，使我不揣鄙陋竟然产生了学美术的痴心妄想。所幸老天开眼，老师慈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但时代弄人，教学改革，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连袂接踵，排满了我五年的学时。我的画儿是在忆苦思甜的连环画、红海洋的宣传画、阶级教育和英模事迹的版面画中学习的，我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以图解政治为形态的，因此，我迷失了。困惑中的我，易“生命”为生存，做交待的工作，领糊口的工资，疏离了艺术探索之路。进入90年代，尘埃落定。我的“生命”再生萌动，亟思起步上路，但选择需要智慧，探索需要悟性，而二者偏偏又是我的缺失，便只好在流行的题材和形式中摸索前行。从现实的少数民族题材转向了对古典题材的表述，淡化表层的政治色彩，而把丰富内涵张扬民族精神作为新的追求。同时力求把自己能够接受的新观念新技法和学习研究传统结合起来。几年间零零碎碎画了一些东西，其中贯注了自己对中国传统精神的体悟和礼赞，但推及同类题材的作品，感觉虽有己意却并无新意。90年代末，有朋友建议我：玩观念技法已不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优势，还是要植根自己的过去，发挥所长，寻找新的生长点。这样我在少数民族和古典题材之间连上了一条线，结合为古代少数民族题材，并明确界定在“北方”二字上。由这个特定的出发点，我开始了我的探索。
初时，我想画一些风情，或者事件，但理智告诉我，这种选择，同样会淹没在同类题材的海洋里，缺乏思想上的深度。可深度是什么，深度在哪里，思天所解，梦寐为之颠倒，饮食为之无味。深思中体会到只有摆脱亦步亦趋的思路，另辟蹊径，才有这种可能。忽一日混沌的脑际灵光一闪，产生了把北方，特别是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打破时空，集拢来进行表现的想法，心境为之豁然开朗，这是目前人们还很少涉及的表现领域，但一般的表现又缺乏依据，如同一堆散放的珠子不等于完整的项链，似乎应该有一种什么精神性的东西作为统领才好。不由想到了历史上北方民族的“数主中原”。他们虽然族系不同，时代不同，但奋发进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生生世世传承不息，他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确信这一条精神线索完全可以串起这一题材，并使其获得升华。
我们的大中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涵盖了各个民族的精神，扬弃升华形成的整体民族精神。
北方民族世代生息于苦寒之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形成了他们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昂扬向上的优良传统，他们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子孙而言，仍然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弘扬这种向上的民族精神是有着深层的现实意义的。
北方少数民族多以游牧、渔猎为主，鹰是他们生产的重要工具。历史上关于海东青的记载就是明证。鹰高扬远举，击风摧枯是禽中的强者。鹰与北方民族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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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精神的象征和载体。
史书载“胡俗多辫发”。无论肃慎、袜褐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是辫发，虽部位有所不同但与汉俗的全发束髻迥异。免其狐冠貂帽，使其科头露首，辫发飘飘，当是一道北国特有的风景线。综上我把表现古代北方民族题材的标志定在二点：一是腾飞的鹰；一是飘动的辫子。
有了这两个标志性的符号，有了一条进入创作的通道，随之而来的是如何组织创作中的主体人物和环境问题。他们既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因而也就不可能采取事件或者风情创作中惯用的文学手段，由一个或数个情感的交流和冲突来形成中心和高潮，而只能是作者自己站在时间和空间的邃远处，遥遥地注视着他们在时间空间的隧道里广场上或静或动，然后把他们的动和静分离、结合，这中间不需要他们之间的交流，而只是作者个人的体悟，抽象出他们精神指向中共有的旋律，使之振荡、回响，合成一首生命的乐章。
环境的描绘同样不能局限于哪一处的山形水貌。不需要“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典型，而要求的同样是抽象出来的“北方”典型。虚实相济，以意会之。实者是高秋的黄草。在疾劲山风中或翻滚着草浪或抖动着梢头，这是必须描写环境中的主要角色。这里隐含着敕勒歌的音符，是野的象征，是牧的负载。草黄秋高，塞马膘肥，是马背上的民族，马背上的汉子躁动的季节，欲望在升腾，精神在高翔，他们似乎听到了远方的呼唤，他们的精神为之肃穆，他们的眼神为之明亮，他们在驻马谛听，他们将纵马疾驰，追逐腾飞的精灵，化作掩地的狂飚，实现他们自己，完成他们自己。虚者是山野云雾之属，着重渲染一种意境，追求一种意味，概括起来即是荒凉、旷远、荒寒。北方亦有春变，草原亦有花朵，明丽可爱之物，何时何处不在，但作为古代北方抽象典型，非天苍苍、野茫茫不足以言之。唯其如此，方可点“苦寒”之睛，唯有苦寒方觉其欲求新空间，善待生命本能的合理性。
精神的张扬是形而上的，必须有此寄托。在形而下的构组画面的过程中，避免战争氛围是第一要义。战争本是凶事，充满了戾气，何况民族间的战争易于勾起和伤害民族间的情感。因此，必须淡化战争的阴影。画面中不宜出现戈矛、刀剑、旗幡之类军旅的器械和标志，而将其处理成秋狩围猎一类介于生产练兵之间的活动。画面中出现的人物挟弓、束矢、放鹰、驱犬足矣。
解决了画什么，还有怎么画的问题。作家阿成有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写道：“总之，写就是好的。似乎不存在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艺术的基本特质就是最糟糕的，只要干到极致，也是优秀的。”宗白华先生也说过：“艺术家之目的，在用如何方法，使人最易感到明了其艺术物所代表之境界——即其自心中所有之境界。”彼等既以此目的，故其用功有细致者，有飞扬者，如画家之粗细，诗家之刚柔，各各不同派别斯分，然其目的既同，故墨现实，画家终不能十分客观，个人人格，仍留痕迹，不能脱此窠臼也。画家作画，其实是在表述自己的人格，因其艺术物所代表的境界即其自心中所有之境界，是他心中对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渴望、追求、表述的印痕。
北方，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在这块冻土带上世代生息的北方人，同这块土地一样，粗犷、豪迈、深沉，它的美的物质属于壮美一格。当下人类社会的精神日渐颓靡、雌化，作为时代产物的艺术正在逐渐呈现出柔媚的女性化表征，充溢着一种闲适、伤感、迷茫的情调。优美是一种大美，是人们所追求和需要的，但这一类美太多了，太滥了，容易软化人类的灵魂，使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确如有识之士讲的那样，到了需要呼唤壮美，呼唤英雄的时候了。英雄主义是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为之震颤的不朽乐章。是人民创造了历史，更确切的讲是英雄主义哺育下的人民创造了历史，一部历史的纪录，就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我在我的画面上塑造英雄，但这英雄不是特定的哪个部族的首领可汗，如拓跋焘、阿保机、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等。他们是这个部族精神平民化的体现。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我有着深刻的感情，毕业之初我曾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留连许久。浩瀚的草海，深邃的苍穹，奔驰的烈马、肥硕的牤牛，以及悠扬的蒙古长调，这一切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生于汉人之家，长于农耕之地的我，我觉得我的生命的深处与他们有着某种说不清的牵连，语言不通，烈酒连心，喜忧可与之共。他们立起来如铸的身形，他们上马后如飞的身影，他们刚劲的颈项，他们坚毅的嘴巴，他们如鹰如狼的眼睛……都给我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从他们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想到了一切英雄的事业，想到了边塞诗人的不朽吟咏，想到了茫莽的故国河山。我觉得我在慢慢的融化，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里。是草原人让我真正读懂了英雄的含义。我要把这些记忆深处的形象，现于笔下。我不追求线条的飘逸，我不追求色彩的典雅，我不追求形象的优美，我只追求英雄的气概，和烘托这一气概的氛围。我以为这气概是不能以俊美言之的。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实”。往往丑的表层下恰恰是真美的所在。这属于丑的形象不需要琐细的雕琢，不需要光滑的表面， 不是镶金镂彩，不是珠光宝气。而是简、是朴、是浑、是厚。是近于天然的原生形态的展现。
根据以上的指导思想，几年来我画出了几幅画，有幸参加了一些大型展览。因我的闭塞得到的反馈信息不多。有肯定的一面认为作品表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定性格，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不同于已经见〖CM(22〗到的同类题材，从立意到表现已经有了自己的一〖CM)〗点东西。另有批评的一面指出不足：认为画的工笔不工笔，写意不写意，传统不传统，西洋不西洋。我觉得批评的很有根据，我的画确实工不若古代经典，也不若现代经典，但我是有意逃离，我在逃离中寻找自己。我曾节临过传统的鞍马题材的作品，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卓歇图等。同时我也仰慕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大师绘画中的骑士形象，我觉得那里有我们传统中所缺少的东西，不仅仅是形似的问题，也有神似的问题。它更能张扬马与人的个性，散发出强烈的英雄主义的气息。我深深地为之感动，而不自觉的流露于笔下。借鉴是一种必要的学习，如同行者需要手杖，目的不是为了拿着而拿着，而是要走自己的路。之所以还不能为观者看好，症结大概就是还没有把“最糟糕的”“干到极致”。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先贤的话，在暗夜里回响，给踽踽独行的我以激励，寻找自我的位置，寻找自我的目标。为此而艰难地跋涉着，收敛自己的心性，远离时下的各种诱惑，清贫自守，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可能终其一生，并没有走出迷失，找到什么，但我无怨无悔。我不是强者 ，也不是智者，但不强不智的跋涉者，也要走完属于自己的一段路。
（作者为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