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转型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作者：戚学英
由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使社会对文学有了不同于以前的集体想像以及前景期待。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文学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影响，而权力和资本是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纠缠着，互相渗透着，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①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80年代中期以来被作家及批评家赋予新启蒙功能的“纯文学”开始丧失其话语有效性。纯文学从对形式特征的强调走向了排除社会意义的纯粹语言游戏，强调个体体验的“个人化写作”也由对个人性的追求走向了对公共领域的拒斥，成为拒绝公共关怀与社会承担的借口。文学作品成为千篇一律地充满了自恋、自虐的私人生活场景的展示。80年代借以呼吁开拓文学公共领域的纯文学成为个人精神呓语、精神撒娇的场所。文学在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之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日常生活、私人场景进行不厌其烦的叙述，各种感官描写连带极度膨胀的私欲发泄充斥着文学作品，以满足人们的窥探欲，迎合市场的需要。批评界开始惊呼文学衰退乃至文学终结，“纯文学的困境”、“纯文学的焦虑”成为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另一方面，在不断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语境下，却出现了“泛文学”统治文化市场乃至日常生活的景况。市场运作使所谓文学性渗透进各种文化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之中，文学空间也因而得以扩展，各种亚文学样式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借助电子媒介的传播一时热闹非凡，形成一个空前盛大的文学公共场域。新的“精英”如郭敬明、王海鸰、海岩等在这一场域中脱颖而出，并对大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种文学场景中，大众美学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弥漫在纯文学中浓厚的精英意识被消解，世俗主义甚嚣尘上，感官文化极度膨胀，文学的消费性空前凸显。资本运作与文学机制之间形成新的权力关系，而80年代为新启蒙思潮借重的文学的审美功能或审美现代性被放逐。
在新的文学图景面前，文学研究者们开始怀疑传统文学批评能否回应现实。80年代以来，针对长期以来文学及文学研究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箝制这一现象，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向内转”的趋势，即从意识形态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转向了强调文学回到自身的“文学本体论”。“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倡导即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强调文学是审美的、个体的、超越于世俗利益并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是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而文学研究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即文学的审美特征。纯文学研究以审美意识形态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具有某种批判性与反抗性。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逐渐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现实面前，纯文学研究不仅已丧失其革命势能，而且已无力提供解释现有文学现象的根据。从而出现了文学研究的危机。
二
作为对当下文学及文学研究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文化研究被引进文学研究之中。文化研究是一种开放的、跨学科、超理论的研究方式，它裹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等西方文论话语进入文学研究之中，成为文学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及文学研究困境进行突围的有力武器。它以“非文学”思路研究范式打破了纯文学研究日渐僵化的本质论思维，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
首先，文化研究质疑了传统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性质的界定，冲破了单一狭隘的文学批评视阈，拓宽了文学研究疆域，极大力度地冲击了传统文学研究中僵化的一元论思维。80年代以来，纯文学研究者们强调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并试图对文学性作出本质性的规定，寻找出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由此建立了一整套关于文学的标准,对文学对象、文学语言、文本形式等等作了一系列程式化规定。然而，由于文学生产机制发生转换，纯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性的规定开始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是纯文学日益走向衰退，文学研究的疆域日渐缩小，另一方面是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各种新的文学样式涌现出来，文学的审美特质也由新的传播媒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先前基于文学性的文学研究显然已经无力有效地应对新的文学现象。传统文学研究由于坚持纯文学的标准而不能把大众文学以及新出现的各种亚文学样式纳入研究视野，它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视域越来越狭隘单一。同时，某些少数符合既定标准的文学作品不断被经典化、神话化，从而导致了文学等级制的形成。高雅文学被置于文学等级的塔尖，而大众文学则被排挤在文学研究殿堂之外。广泛的文学经验尤其是大众书写与阅读被忽略，文学及文学研究实际上成了少数精英自娱自乐的场所。而文化研究则旨在“揭去经典的神圣光环并为边缘话语和沉默话语寻求合法性”。②文化研究强调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不存在不变的“文学性”，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代替“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③正是文化研究所持有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立场使文学研究的疆域得以拓宽。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广告文学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文学研究之中。文学等级被打破，横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被跨越，文学及文学批评由精英化开始走向平民化。随着对象的扩展，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文化大众的现实生活之中。
其次，文化研究重新肯定了文学研究的政治指向，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文学研究将政治与文学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思维。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研究一直与政治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文学本身的意识则相对比较淡漠。作为对文学性被等同于政治性这一研究范式的反叛，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开始走向其反面。开始强化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本位意识，使文学成为文学自身，使文学研究专注于文学性。“人们设想存在一种‘纯粹’的文学，这种文学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④纯文学概念的提出使80年代成为了一个审美主义的时代。然而，过分地强调文学的自律而断然排斥他律，必然会使文学和文学研究变得保守，走向孤立，失去干预现实的能力。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是，文化研究将文学视为一种话语实践。它将文学重新置入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之中。文本不再被视为由单一作者创作出来的封闭的独立体，而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各种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正是这种对文学与权力关系的关注使文学及文学批评充分揭示并批判了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各种批评视角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纷纷引进文学研究之中，为文学及文学研究提供了宏阔视野。性别政治、阶级意识、身份认同以及种族冲突等问题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文学研究超越了以往的单一视角，开始以开放性与多元性的视角多方面地多层次地揭示现实生活存在的各种问题，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重新获得解释世界的能力。近年来，对形成90年代文学新图景的资本与权力运作的揭示与批判，如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的剖析与批判、对“身体写作”中性别权力关系的解读、对广告文学隐含的阶级分化问题的分析等正是文化研究对于当下文学现象及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同时，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日渐突出，如大众文学中的隐形政治意识、文化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学术研究与权力的交往关系、传播媒介对文学生产的影响、资本与权力对文学传播的控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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