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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写作的命运
作者：汪 政等
小引由于工具论的影响，语言一直无法求得自己本体位置。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人们忽视了语言的作用，忽视了语言与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老是在修辞层面纠缠不清。当现在的汉语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当语言的多样性正在丧失时，人们是不是应该清醒地反思一下母语的现代化之路，开始新一轮的突围？
汪政晓华
召集人：汪政
参加者：贺仲明 张光芒 何平 晓华
汪政：不知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文学语言又一次成了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对象。《上海文学》、《钟山》、《文艺争鸣》、《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在这几年不约而同地就语言问题辟出了专栏，我为什么用“又一次”？因为仅就中国新文学而言，对语言的讨论就几乎没有断过，而且，隔这么几年就是一次大的波澜。
贺仲明：可以说，每一次关注，都反映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始终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一次次的现实冲击使人们一次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困境。30年代大众化问题，是人们感受到文学与其表现对象的接受之间的巨大隔阂。80年代是在文学语言被政治长期地伤害之后的本体自觉。现在，问题又一次回到了起点，即文学如何能够被大众接受，当然具体来说是如何能够适应商业时代的需要，如何解决文学在现实中读者越来越少的困境。
张光芒：其实，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的结果。陈独秀等“五四”先驱者早在1915年就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也很早就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由于当时人们将视线集中于新文化与新文学反封建的内容层面，没有意识到语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创作实绩”，直到胡适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著名的“八事”主张，“文学革命”才算真正找到了“突破口”。尽管语言问题并非“五四”文学革命的惟一命题，但若不首先从语言革命下手，文学革命便无从谈起，这一点应该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后来在新文学发展的路途上，每隔一些年便有一次汪政所谓的有关语言问题的“大的波澜”，我想这同样是缘于文学发展遇到了内在的阻碍，同样是试图通过形式/文体层面寻求“突破口”的表现。
何平：事实确实如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端固然和以启蒙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同样意味着语言的现代化，文学革命同样意味着语言的革命，就像傅斯年在1919年初所指出的：“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应用白话做材料。”而胡适则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简洁地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像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就有人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过去了，……文言白话之争既已表过不提，现在我以为要提出的是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可以这样说，文学和语言的问题真是一个常说常新，言说不尽的话题。
汪政：中国新文学与语言的这种关系说明了什么？一些流行的几成定论的观点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业绩之一，其实，语言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要比这重要得多，语言是文学革命的策源地，这样的一种关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至今的发展模式，几乎任何一次成功与不成功、正常与不正常的文学变革都是以语言开始的。
何平：这中间可能不能忽视在以往的文学与语言关系的讨论中所存在的实用主义和权宜之计，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文学语言问题时过于粘滞于一时一地的时与世。就我来看，文学语言问题和文学问题一样虽然不能离开现实关注，同时也不能缺少一种超越意识。因而，在我们的文学已经走过它的一百年历史，走向新的世纪之际，回过头去做一些基本的清理工作恐怕是必要的。
张光芒：何平所谓“实用主义和权宜之计”的说法，可以举一个突出的例子。“五四”时期钱玄同提出了“废止汉文”的惊世骇俗的主张，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一方面极力为其辩护，另一方面也承认有“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即“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说这不过是一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不过他指出钱既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而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又“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于是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这也正是他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所阐明的，要像“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一样处理革新与守旧问题的办法。可以说，尽管“五四”文学革命伊始具有“语言的自觉”意识，但越到后来关于语言变革的问题就越处于“被利用”的境遇之中。“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配合反封建的启蒙主义要求，30年代语言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则是为了顺应文艺“普罗化”和大众化的要求，根据作家应该“获得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的标准，连五四白话文都被批判为“非驴非马的新文言”了。这样一来，语言变革的标准不再是语言或者文体美不美的问题，不再是话语方式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是由语言之外的目标或需求来取舍决定语言的发展方向。忽视语言本身的问题，违背语言自身现代性的初衷，缺乏“语言本体意识”及“语言哲学”的视野。我想，正是这些方面阻碍了语言革命目标的实现。
汪政：语言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语言道与器的二重性，当我们从本体论的角度关注语言在文学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时，还应从语言层面关注语言的命运。影响语言素质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任何一个时代，政府对语言的推动都是一把双刃剑，即使不针对那些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政府及强势文化所体现出的语体风格对一个社会的语言状况也有着极大的引领、压制和改造的作用。
晓华：英国作家奥威尔曾以他的敏锐就这个问题作过很精彩的分析，他在《政治与英语》中认为当时的“英语的情况很不妙”， 他一刀切地认定：“正统的言论，不管它的政治色彩是哪一种，看来都是层层模仿，毫无生气的。小册子、社论、宣言、白皮书，各政府部门常务次官的议论等等，这些政治套话虽然因党派不同而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其中绝对找不到新鲜活泼单纯朴实的语言。”如果将奥威尔的分析仔细研究过去，可以发现许多情况与我们的语言状况极为相似。政治制造着概念、套话，更制造了内在的“风格”、“口径”、“调子”，如果上推到“文革”，政治给语言带来的决不仅仅是“单调”和“废话”，而是掺进了阴谋与暴力，实际上语言已成为一部分人娴熟运用而令另一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施暴者，它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观念。
何平：对这个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生动、典型的个案，像我们前面所梳理的20世纪不同时代对文学和语言关系的关注，我们明显感觉到不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对所讨论话题的牵引。很多时候，文学语言问题成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角力、较劲的阵地，也许大家争论的初衷是文学语言的问题，可最终抵达的可能却是有违初衷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因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意识形态对文学语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渗透与影响，而是一种硬生生的楔入，以至于产生了像“大跃进民歌”这样的文学怪胎，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大跃进民歌”就会发现这种夸饰，矫矜的诗歌语言既和真正民间传唱传统的语言资源隔膜，同时又割断了和文人诗歌写作传统语言资源的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