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现实主义旗帜下的关东画派
作者：李人毅 唐世和
一、忧患意识，爱国情怀
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是东北人民在遭受外国列强近百年的欺辱，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近14年的残酷践踏中，逐渐形成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画家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深沉与激奋的情感，一种壮烈与慷慨的气氛，一种率真与博大的胸襟是必然的。爱国是关东画家的精神品格，是美术创作的基础动力。只有爱国，才能画出民族魂魄；只有爱国，才能画出人民的心声，画出为人民所喜欢的精品力作。
关东画派创始人之一的王盛烈先生的开山之作《八女投江》。深刻地描绘了1938年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八位女战士，在转战中被日本侵略者围困在牡丹江乌斯河畔惨烈的战斗场面：有组织地还击掩护，哪怕是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把它射入敌人的胸膛，表现出了女战士们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有步骤地协调行动，哪怕是前有大江阻拦，后有敌人追击，宁可集体投入滚滚的江水之中，壮烈殉国，显示出了女战士们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和革命到底的顽强精神。江水滔滔，诉不尽中华民族的国难家仇；秋风烈烈，说不完中华优秀儿女的伟大壮举；乌云垂泪，痛吟八位女战士的慷慨悲壮；群峰低沉，默颂英雄人民的伟大气节。画家用他饱受14年日本侵略者摧残的一颗心，对画面倾注了无限的感慨；以饱蘸热血与仇恨的笔，描绘出了八位女战士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历史悲壮的一幕，充分表达了画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如果说日本武装侵略是政治，那么画家以笔代枪描绘历史，留驻悲惨的教训也是政治；如果我们不讲这个政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会赖帐，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历史”。如果我们不讲这段历史，许多人就不知道今天的安定祥和是先烈们用鲜血、生命和英雄人民前仆后继的奋斗所换来的，就不知道去珍惜它，去爱护它。描绘历史，歌颂人民，揭露敌人是关东画家的历史责任，是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
《八女投江》在1957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展”和1959年在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深远的艺术影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全面地把中国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现已八旬的老画家孙恩同先生的《一曼小屋》是这样的作品，贲庆余先生的《瓦岗军开仓分粮》、王绪阳先生的《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许勇先生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这样的作品；后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中国画展中，王盛烈创作的《秋雨》、《老将军的规劝》，赵华胜创作的《国难——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以及温崇圣、吴世龙创作的《掠夺》等许多作品，仍然表达的是同一种情怀，展示的是同一种风格。
东北画家从1956年第一届三省美展到1961年长春第一次美术家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创立关东画派”；从1991年“九一八画展”到2002年“关东画派在鞍山亮牌举旗”，再到2003年长春的第二次聚会所做出的“关东画派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展”的决定等建国以来十项重大联合美术活动，都有力地显示了关东画派的包容性和独立性，展示了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美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止了关东画家的集体活动，但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创造了发行量最大的“世界之最”，吴云华的《毛主席视察抚顺煤矿》获全国美展一等奖以及许勇等人的《白求恩》获全国连环画一等奖等事实，都充分地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忧患的意识使画家们矢志不渝，爱国的情怀使画家信念坚定，现实主义的旗帜指引着画家的正确方向。
二、追求真实，表现特色
艺术上的一个真理的就是“真”，“真”是真实与真诚，是“五四”以来大师们努力追求的伟大理想。真善美第一位的“真”，是善与美存在的基础，没有真，就没有善与美。艺术上的“真”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反映生活或描绘对象是真实的，二是表达画家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生活赋予艺术家的深刻感受，由大脑升华为理念，再通过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把它描绘出来，让生活中深刻的、生动的、感人的真实变为艺术上的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的带普遍性的真实，以其深刻思想内涵向人们传递一种理念，一种力量，一种愉悦或一种启迪，是关东画派的强烈追求，也是特色风格所在。
过去，美术界曾称关东画风是“傻、大、黑、粗”。理论家们曾做过一些正面注释。孙燕说：“傻是质朴相、真实；大是画大画、大主题；黑是指画严肃的题材，层次浑厚，墨色浓重，有力量；粗是风格豪放粗犷、雄浑博大。”贲庆余的解释是：“这是我们对中国画传统模式和观念的一种突破，是敢于改进，敢于创造，敢于革新的代名词，也是一种豪迈激情，一种豁达酣畅的胸怀的艺术体现。” 这些正面注释真实地描绘出了关东画风的个性特征，从本质上揭示了关东画派的精神面貌，显然都是非常准确的。但真实的初衷绝不是褒奖，中国画长久以来形成的小桥流水式的观念，对最初的真实、雄浑与博大给予嘲讽是不足为怪的，自然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缠它了，历史总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在今天，一些人在小利驱使下就投其所好，疏离了一个画家的社会责任，在自我表现变成某些人的艺术观的时候，才真正凸现出东北画家“傻大黑粗”的人格与画品的魅力。出现在关东大地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朴朴实实地为人民做了一生的好事，有人说他傻，可他却要“甘愿做革命的傻子”；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慷慨，也有人说他傻，可他的精神却鼓舞着石油工人“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抛到太平洋去了”。关东画派的“傻、大、黑、粗”正是关东人民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共产主义风格的真实写照。关东画派老画家王绪阳先生说得好：“都来表现自我，谁来弘扬民族精神？都往钱看，谁来做奉献……”关东画风之“傻、大、黑、粗”在于表现特色，在于人品与画品的真实与真诚。
关东画派以画大画、画重大题材的画著称于中国画坛，但也并非全部如此。关东画派也有温馨的花鸟画，情趣浪漫的山水画，还有味道浓郁的生活小品及现代形式的仕女画等等，这些画都深深地寄托着关东画家的无限真诚和强烈的爱，同样可以用追求真实、表现地域特色的艺术理念来注释。
三、继承传统、赋予新意
继承传统、赋予新意是关东画派的一种创造精神，也是关东画派美术作品的一种风格特点。“笔墨”中国画区别于西洋画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有其外在的实用性和内在的特殊的审美意义。就实用性而言，传统画论有“笔以立形质”“墨以分阴阳”。就是说“笔墨”作为一种造形手段，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画家灵活地运用焦、浓、重、淡、清及干湿、黑白、虚实等性能和特点来表现形体结构、质感、量感及表现体形质、阴阳的需要，施以不同的笔墨形式，表现不同物体形象来传达作品的真实内涵。就笔墨的外在特殊性而言，其抽象的美学韵致，独特的宣泄方式，传达着东方特有的审美理念。笔墨有诗一般的节奏、韵味，歌一般的情调、旋律，那激昂澎湃之美，那活泼欢快之美，那感怀忧思之美，还有那悲壮慷慨之美等等，都是其特殊的审美意义所在。但是，它们并不是以孤立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技巧，通过表现形质、阴阳而显示其特征。因此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完美地统一起来。创造表达内容的新意境，就能有利地展示出作品的深刻的感染力和独有的笔墨情趣。那些单纯追求笔墨的灵动性，脱离实际地追求审美性，甚至把笔墨过于神秘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