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身体：一个审美现代性事件
作者：代 迅
在文艺领域，“身体”话语更是波澜不断，前些年“美女作家”的刺耳感觉尚未消失，“宝贝作家”和“妓女作家”接踵而至，袒露性生活经验的“木子美现象”又席卷而来，在网络文学中刮起阵阵旋风。中国文坛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身体写作”，“胸部写作”，“下半身写作”先后出场，成为一些青年作家手里高高举起的鲜艳旗帜。中国理论批评界面临的困境在于，如何解释身体成为公共生活和文艺创作领域的聚焦点，而这绝不是仅仅斥为“商业炒作”或者“精神堕落”就能够简单否定的。这是大众审美文化对传统诗学的挑战，在中国，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这成为20世纪末叶的中国最重要的审美现代性事件。让中国人爱恨交织的身体，能够登堂入室，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吗？
身体：否定的历史
在有关身体写作的论述中，并没有对身体这个概念作出界定，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东西，造成了逻辑上一定的散漫性与随意性。我们有必要清理一下，在目前国内有关身体写作的讨论中，身体概念是作为与精神和灵魂相对提出来的，主要指的是和身体相关的欲望，这些欲望主要还不是指穿衣吃饭等其他物质欲望，而是指人的情欲。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明确的是，由于在男权社会结构中，男人和女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所以我们所理解的身体，主要是指女人的身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情欲，简要地讲，身体即性爱，这种理解不仅符合历史状况，而且和我国当下文艺与审美生活中的基本理解也是吻合的。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出现了精神与身体、灵魂与肉体的分别，一般认为，这个重要的区分意味着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不仅如此，在灵与肉这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对灵的褒扬和对肉的贬斥，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我思故我在”、“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万恶淫为首”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和主张，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在忽略乃至贬低身体及其欲望这一基本立场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汗牛充栋的思想史和艺术史，但是我们缺少关于身体的历史。这种思想的具体展开，就是禁欲主义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盛行。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思想艺术领域，禁欲主义都曾经是一种强大的历史潮流。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准确地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对肉欲的诅咒被宣布为信仰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拯救人类。……后来人们对性的接近形成了一种传统，造成了对人的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认识。”①这个描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荷马和悲剧诗人们把神描绘得和普通人一般，贪图酒食享乐，甚至奸淫掳掠，充满恶劣的情欲，所以柏拉图愤怒地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伊壁鸠鲁的伦理学被称为“快乐论”，他主张人应该自由地去寻求和享受人世间的快乐与幸福，快乐本身就是善，就是生活所追求的目的，是否快乐的感觉是判断一切善的标准，但是他所说的快乐，主要是指心灵和精神上的愉快，他申明：“当我们说快乐是一个主要的善时，我们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者肉体享受的快乐”。②
中世纪基督教以推行严厉的禁欲主义著称，教父哲学的基本教条中有“救赎说”和“天国报应”说，主要观点是人们必须忍受苦难，无法自救，只能指望上帝派一位救世主下凡，但是这位救世主并不拯救世人脱离现实的苦难，而是教导人们忍受苦难，信奉上帝，来世方可得救，人们要想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升入天堂，就必须放弃一切物质欲望，否则，死后就要被打入地狱，遭受永刑。③宗教哲学家们要求人们放弃所有的物质享乐，人只有忍受现实苦难，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被教会奴役和麻痹的基督教徒像驴一样，只会忍受鞭打和背驮十字架，至死也毫无怨言。爱美本是人的天性，美容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在中世纪，美容术受到教会的排斥，修饰人的“罪孽的肉体”被说成是魔鬼才喜欢的勾当。④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一卷第16章中曾经写道，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描写一对浪漫青年，看见朱庇特化身金雨和阿耳戈斯王之女达那厄交合的壁画，便奉朱庇特为奸淫的榜样，在神的引诱下放纵风流。圣·奥古斯丁结合自身的审美经验，对诗大肆加以鞭挞，斥责诗中津津有味地描绘恋人无耻地寻欢作乐，认为诗为人树立了伤风败俗的样板，这是柏拉图关于诗败坏人心的观点的延伸。⑤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倒是在客观上昭示了艺术和身体之间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奥古斯丁对肉体及其欲望持严厉排斥的态度，而中世纪的西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言必称奥古斯丁的时代。
在这种禁欲主义的潮流中，由于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女人被视为男人的附属物而存在，因此女人首当其冲，女人和女人的身体都成为禁忌，美国学者朱迪丝·布朗在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修道院的研究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前近代欧洲，一般都认为妇女比男人更好色，更容易沉溺于淫荡之中。大量的文献——包括医学的、法学的和神学的——一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圣经》，都支持这种见解。⑥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表露，女人美丽的身体被视为一种邪恶的魔鬼的诱惑。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被奥尔贡将军当作圣人请到家中的道德教师达尔杜弗，出场的第一个动作，就递给女仆道丽娜一条手绢，让女仆遮挡自己的胸脯，因为达尔杜弗觉得“看不下去，像这种情形，败坏人心，引起有罪的思想”，⑦达尔杜弗不准妇女佩戴发带、胭脂和假痣，把妇女的围巾说成是“魔鬼的装饰品”，⑧当时马赛有一位主教特别反对妇女在公开场合裸露上胸，并为此专门撰写了小册子。⑨这种把女性身体妖魔化的态度，无疑代表了当时法国和欧洲社会的主流意识，因而成为具有进步观念的作家抨击的对象，莫里哀通过达尔杜弗这样一个伪君子的形象，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揭示了其内在的荒谬性。
由于两性之间的情爱始终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巨大能量，人类男女之爱经常与人类对上帝之爱发生冲突，因此中世纪的文人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不断的探究。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类是迷途的羔羊，上帝的仆人，人类所有的情感都应该服从于上帝，人类所有的爱都应该服从于对上帝的爱，但是，男女之爱往往使人无法抗拒，甚至教士和修女也难以避免，如何解决“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的矛盾呢？中世纪是采取严厉的禁欲主义。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随着人性的逐渐觉醒，意大利的文人学者们尝试在基督教教义的框架内解决这个矛盾，使两种爱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当时意大利以写爱情为主题的“温柔的新体”的解释是：
上帝将女人放置人间，启迪人类的灵魂，帮助人类的灵魂升入天国；女人“与天使一样”美丽，高尚的心灵必然会被天使的美丽而吸引，因此，爱女人正是品德完善的表现。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