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文学终结论”刍议
作者：吴子林
为此，不少理论家们惊呼“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认为“文字”屈从于“图像”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形象地称我们所处的为“读图时代”，以区别于统治人类文化长达千年的“文字时代”。如，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①丹尼尔·贝尔更是明确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他深刻地分析了视觉文化消费的深层原因：“其一，现代世界是一个城市世界。大城市生活和限定刺激与社交能力的方式，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不是读到和听见）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其二，就是当代倾向的性质，它包括渴望行动（与观照相反）、追求新奇、贪图轰动。而最能满足这些迫切欲望的莫过于艺术中的视觉成分的了。”②丹尼尔·贝尔说：“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③在《图像的威力》一书中，法国思想家勒内·于格对这一文化景观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尽管当代舞台上占首要地位的是脑力劳动，但我们已不是思维健全的人，内心生活不再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源泉。感官的冲击带着我们的鼻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现代生活通过感觉、视觉和听觉向我们涌来。汽车司机高速行驶，路牌一闪而过无法辨认，他服从的是红灯、绿灯；空闲者坐在椅子里，想放松一下，于是扭动开关，然而无线电激烈的音响冲进沉静的内心，摇晃的电视图像在微暗中闪现……令人痒痒的听觉音响和视觉形象包围和淹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图像取代读书的角色，成为精神生活的食粮。它们非但没有为思维提供某种有益的思考，反而破坏了思维，不可抵挡地向思维冲击，涌入观众的脑海，如此凶猛，理性来不及筑成一道防线或仅仅制作一张过滤网。”④这道出了“读图时代”人们对于图像主动或被动的膜拜与迷恋。丹尼尔·贝尔对此有精到的分析：“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允许对话。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概念思维的必
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
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⑤与晦涩、深刻的“文字”相比较，“图像”具有直观、浅白、快捷、刺激等许多特点，其平面化、单向度的审美模式最能迎合现代文化大众的消费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充分满足了现代人快捷、直观的审美需求，俘获了文化大众的眼球，而上升为当今社会最受欢迎、最具普适性的审美方式。观看而非阅读，猎奇而非体验，快感而非美感，行色匆匆的现代人似乎告别了往日品茗读书的闲适与惬意，而在纷至沓来的图像的观看中，轻易便获得了无需经由大脑思索、反应的快感与刺激。比较而言，整个视觉文化似乎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现代文化大众。
面对信息技术的幽灵，文学似乎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割礼术”。与图像巨无霸式扩张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这一传统纸媒艺术形式的衰落。于是，我们看到，我国四大文学名著相继被搬上银幕，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被改编成漫画在中学生中争先传阅，名家散文则借助电视手段制作成音像产品打包出售……图像逐渐攫取了文字在人们精神消费中的垄断地位，向来以超拔姿态独立于世的文学不得不面临文字被图像肢解、改造和稀释，文字语言文化渐渐向视听语言文化转变。作家在商海沉浮，纯文学期刊相继停办，高雅市场萎缩，纯文学读者群相对狭窄化、单一化。在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强大攻势下，曾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已节节败退，失去社会生活和公众意识的支持，遁入日渐逼仄的“边缘化”境地。
科学技术之于文学命运的影响，引发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文学终结”论随之而起。法国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中主人公的惊人之口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所谓的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不能活过电传的特定技术制度（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哲学或精神分析学也不能。爱情信件也不能。……在这里重又看到了上星期六与我们一起喝咖啡的那个美国学生，那个寻找（比较文学）论文主题的学生。我建议她写20世纪（及其后）文学中的电话，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电话女士或美国的电话接线员这个人物开始，然后就最先进的电传对仍然残存的文学所发生的影响提出问题。我对她谈到微型处理器和电脑终端机，她似乎有点厌烦。她告诉我她仍然热爱文学（我回答说，我也是，mais si, mais si）。真想知道她对此作何理解。”雅克·德里达预言：“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美国加洲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则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以来各种发明对艺术的影响，指出了现代电信、电影、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变化。他说：“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新的电子社会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是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 J·希利斯·米勒举电讯媒介、因特网对文学、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政治施为行为的影响与渗透为例，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⑥
其实，类似的“文学终结论”最早可追溯到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1828年在柏林的美学讲演中有两段引人注目的话：
〖HT5K〗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⑦
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利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善，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⑧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体系中，他精心编织了一个理念自我运动、转化而又回复自身的花环；他把世界艺术史看成是一部理念自我循环的历史，它沿着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轨迹运行，“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结。……到了这个顶峰，喜剧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⑨艺术被哲学和宗教所取代了。这里，所谓艺术的“终结”意指本质可能性的耗尽，即艺术使命的完成，而无法再满足心灵的精神需要。用美国哲学家丹托的话说，“并不是说艺术已停止或死亡，而是说艺术通过转向它物——即哲学，而已经趋向终结”。⑩黑格尔还从文化社会的层面指出，“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11因为主体在“偏重理智的世界和生活情境里”，无法“把自己解脱出来”，“去获得另一种生活情境，一种可以弥补损失的孤独”。12这种“偏重理智的世界和生活情境”，在马克思·韦伯那里被称为“工具理性”，海德格尔则称之为“计算——表象思维”。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技术理性严重损害了艺术的形象与意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使艺术失去了生命。他说：“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13在《诗人何为》一文里，海德格尔又把这个普遍技术化的“世界图像的时代”称为“世界黑暗的贫困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技术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有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14“世界成为图像”的意思是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把存在者整体作为对象置于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这种技术逻辑导致了人性的异化、物性的丧失、神性的隐匿和大地的遮蔽，以是之故，“作品不再是原先曾是的作品。……它们本身乃是曾在之物。作为曾在之物，作品在传承和保存的范围内面对我们。从此以后，作品就一味地只是对象”。15换言之，艺术作品在现代“文化工业”中已然丧失了它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