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从历史叙事到市场叙事
作者：徐肖楠 施 军
宏大叙事这种说法比较模糊，它的内容比较空泛，如果说得更具体些，它至少应包含宏大历史叙事、宏大人性叙事和宏大精神叙事，而且，当时人们含糊而又理所当然地将卡夫卡这样的精神叙事排除了出去，并为日后对它格外推崇、让它以个人的名义与宏大叙事分庭抗礼埋下了伏笔。后来由于先锋文学的出现，加上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产生了个人精神叙事的追求。
个人精神叙事的追求主要是个人现实性生存的一种文学叙事演变，从王朔现象、新写实主义的个人现实生存，转化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林白、陈染那样的作品中的个人精神空间，但并没有形成对灵魂与人性探索的精神叙事主流，而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伪个人化的精神叙事，它的实质是个人对获得现实性享受和时尚化自我的种种叙事向往。60年代作家对个人欲望的滥觞、70年代作家对性色情调的迷恋、80年代写手对青春狂想的标榜，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现实生存品质。
现实的形态在文学叙事中涉及到两个基本的倾向：现实的精神化和现实的历史化，一种是精神化的叙事，一种是历史化的叙事。文学的精神叙事主要倾向于心灵活动和自我变化，例如说像乔伊斯、卡夫卡、杜拉那样的叙事，像中国的陈染、林白那样的叙事；历史叙事主要倾向于明显受历史过程影响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变化，例如说像巴尔扎克、史诗性电影大片那样的叙事，像中国的李锐、李洱那样的叙事。
现代主义更倾向于精神叙事，古典主义更倾向于历史叙事。不管是精神叙事还是历史叙事，叙事的精神化现实和历史化现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常常是一体化的，精神叙事与历史叙事最终都在人的存在意识中融合，在人性的思考与表现中融合，即在人性叙事中融合，例如说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叙事、像中国先锋小说高峰期那样的叙事。
在中国市场化年代的文学叙事中，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蜕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市场叙事，或者说是市场化的社会叙事，它以市场化的意识形态为中心，所有的叙事都与市场化的利益生存观念相关，紧贴着市场化社会的现实性生活而浮动。这种市场叙事逐渐排除历史叙事，以个人精神叙事的名义将个人化写作张扬起来，但并不真正具有精神叙事的意义。像卡夫卡那样的精神叙事，它以个人的心灵生存来探问生命与历史、与人性的诗性关系，而市场叙事更加关注个人的现实化生存，很少追问个人超越具体生存的心灵意义。
市场叙事不倾向于精神叙事、历史叙事，也不等同于融人类精神和历史活动为一体的个人叙事。真正的个人叙事，在文学叙事与现实幻想的意义上，就是与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的深度融合。由于历史叙事的被排除和精神叙事的伪装化，实际上，市场叙事在挤压着人性叙事。如果说历史叙事与个人叙事包含人性叙事，市场叙事就不但以个人化和市场化的名义尽力排除了宏大化的历史叙事，而且以利益和享乐的名义排除了人性叙事，因为人性叙事与专注于利益化的个人生存现实无关。
市场化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普遍的心态转换，也推动了一次世俗化的文学叙事转换。以新写实叙事发端的市场叙事依靠市场化而青云直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和历史潮流的变化，帮助了市场叙事突破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的身影。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使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走上一个独特的高度，当时兴起的任何文学写作潮流都不可能与先锋文学并驾齐驱，尽管很多人对先锋文学不满。可是，新写实所代表的注重零碎化、平庸化、琐屑化的市场叙事，反而能突破先锋身影，这是因为社会与历史的变化帮助了它们。
历史与社会的变化使利益化观念和市民阶级兴起，也使个人化与平庸化的生存高高翘起了尾巴，使现实和叙事都有一种摆脱了宏大生存的疲惫和颓丧的感受，这样就帮助市场叙事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先锋文学所代表的纯正文学叙事精神，不能给人们带来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感受和满足。因为先锋文学一方面具有对现实进行虚构的叙事追求，一方面具有对现实进行超越的生命追求。一个艺术虚构世界永远不能给人们实际的满足，而市场叙事试图给人们一种现实的、世俗的、退缩的安慰。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人们开始非常关注自己的身边生活和实际利益。新写实叙事迎合了人们的心态，开始了从历史叙事走向市场叙事，并逐步排除先锋文学强烈的精神叙事和人性叙事气息。新写实曾以生活“原生态”而获得了现实主义价值，并成为后来的文学排除宏大叙事所效法的榜样，这之后没有什么人同情或者遗憾先锋文学的命运，这是很荒唐的。新写实作品既缺乏叙事技巧，又没有语言魔力，难以与先锋文学抗衡，然而，它大白话式的朴实无华让人们感受现实性的轻松，它依靠的主要是描写内容的现实化、叙事语言的日常化和叙事方式的粗泛化。无论是新写实的赞扬者还是自觉从事新写实的人们，都以“原生态”为据，如果文学等同于生活“原生态”，那么我们要文学干什么?
从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开始，市场叙事不厌其烦地罗列普通人一天繁琐的生活，后来的以欲望为叙述中心的城市小说也满足于对欲望表象的描述，文学中的人物从平静、烦恼的普通人变为喧嚣、狂热的普通人，再后来的《手机》具有代表性地以最新式武器炫耀无聊生存和平庸心理中的世俗幸福感受，依然缺乏对现实的深入、对心灵的渴望，直到80年代写手的假想狂欢和超真实青春，市场叙事更加在现实的水面浮光掠影。
由新写实叙事开始，市场叙事不再超越现实，坠回工具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山谷，在艺术追求的本质上，与以“载道”方式表现伤痕文学、改革生活以及其他一些现实的叙事融为一体，像水一样载着市场之舟。20世纪90年代历史给与市场叙事的和给与中国人现实生存的完全一样。正是这同样的东西，使市场叙事中的生活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消融了区别，也没有了心灵差异和语言差异，文学叙事的心灵性和神话性几乎荡然无存。
在新的市场叙事情境里，历史叙事精神开始失落，但一些新的作品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历史叙事与人性叙事的艺术追求精神。先锋精神的重要特点是追求浪漫主义，追求历史神话和生命神话。当写实的市场叙事潮流兴起，少数作家不为所惑，仍然倾向于历史化、浪漫化的现实，关注现实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有先锋浪漫精神，又有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李锐、红柯、李洱、格非的一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精神。像李洱的一些小说，融入了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现实的洞察力，描写了历史中的阴暗角落和人物在荒诞境遇下的生命选择，呈现了人性中不同的侧面，在李洱幽默的叙述背后，蕴含着严肃的揭露和冷静的讽刺。
但这种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倾向在整体的市场化年代文学中微乎其微，无法与强大的市场叙事相抗衡。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记忆和人性记忆，主要是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好像离开了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就没有历史记忆和人性记忆了。这造成了文学与历史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错觉：历史内容就是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与历史叙事、国家叙事、宏大叙事都混为一谈。这样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新一代作家的个人身份与历史身份的表达问题，对此，市场化年代的文学主流始终是模糊的。因此，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80年代写手的作品中人物，似乎都是一种没有历史身份的人。
现在很不容易搞清楚个人身份与历史身份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就是个人，很少意识到个人始终表达着历史，是历史身份的一个表征，因此文学的表达往往倾向于纯粹个人化，似乎沾了历史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边，就有做作和失真的嫌疑，这使新生作家更倾向于市场叙事。市场叙事热衷于在小说中设置香车宝马的气派、名衣美食的享受、奢华时尚的人物，这些小说人物出入于海滨、酒店、公司、酒吧、咖吧、书吧、健身房、高尔夫球场等场所，使现实中的个人游离于历史之外，时尚人物与个人场景共同构成了市场叙事特征。
由于个人与历史和人性的总体关系被破坏、被抹杀，逃避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成为市场化年代文学的流行病，崇尚个人利益和个人快乐的市场叙事占据了主流地位，逃避和抹杀历史与人性的理由是：宏大叙事、国家叙事、崇高叙事都被瓦解了。个人化写作由于有了在现实中存在的理由，就有了否定其他文学叙事的理由，个人化写作就成为市场叙事的主要倾向。
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追求较为纯正的文学精神的叙事，都受到了市场叙事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中的性色迷恋，延伸出女性主义写作，人们把性文学当作精神探索，然后产生女性主义与私人相关的情感叙事，然后发展成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个人化的精神叙事虽然与那些和现实保持一致的现实性叙事有所不同，但仍然是一种时尚的市场叙事，因为这种个人化的精神追求尽量排除和忘记历史与人性，以防止自己的个性自由被扼杀，或借个人化夸示自己的写作风流。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