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７０后女性写作：消费时代的性—身体活语

作者：李　虹

　　上个世纪末，借媒体的宣传之势得以响亮地出现在读者、评论者面前的70后创作群，也有了一个如影随形的标签：“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在媒体逐日升级的大肆鼓噪之下，俨然70后创作只有“美女作家”，而“美女作家”就等于“身体写作”。“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先是被视作充满着快感的时尚的标志而被妙笔生花，继而就成了70后写作的恶名。时至今日，媒体早已没有兴致再聚焦于70后制造炫人耳目的所谓热点了，70后创作群比之当初也有了更多的创作实绩。如此尘埃落定之后，探讨70后创作被遮蔽于媒体讲述的“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之下的创作特质和短长，发掘所谓“身体写作”在70后女性创作中迸发的自身的生命力，当是论及70后女性写作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上篇肉欲的沉迷如果说“女性写作”一词来自法国批评家埃莱娜•西苏，那么，“身体写作”几乎就是“女性写作”的代名词。“写作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①即是说，没有这样的“身体性”，就没有真正的女性写作。这个女性写作，是女性通过写她自己，“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个“返回”其实是自己动手“夺回”，因为“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关键的是，“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②可见，西苏提出女性的、身体的写作，其立场是对由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一切所构成的男权传统的激烈、彻底的反抗：“写吧，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阻止你，不要让男人，让愚笨的资本主义机器阻止你，它的出版机构是些狡诈的、趋炎附势的戒律的传声筒，而那些戒律则是由与我们作对并欺压我们的经济制度所宣布的。也不要让你自己阻止自己。自鸣得意的读者们、爱管闲事的编辑们和大老板们不喜欢真正的替妇女伸张正义的文章——富于女性特征的本文。这类文章会吓坏他们。”^③就如罗莎琳德•琼斯所理解的：“如果我们能够将‘女性的’变成一种进攻，不仅是语言上的进攻，而且直捣扼杀我们的才能、使我们相互隔离的社会性别秩序——那末，我们就有希望达到法国女权主义所展望的最高目标，成为《诞生的青年女子》。”^④正是借重于这一阐释思路，我国当代文学批评80年代后期至今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于两点，一是更明显地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针对80年代女作家创作的‘中性化’、男性化作出反拨，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学中遭到压抑的性别体验。一是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讨论问题，认为女性身份并不是一种生理决定的产物，而是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⑤就此，当代“女性写作”的小说创作被公论为呈现出以下流变轨迹——
　　先是以张洁的《方舟》、《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去了》、《无字》等一系列作品，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等作品，以及张抗抗的《北极光》、铁凝的《玫瑰门》等作品为代表，揭橥了“社会的”群体的女性；再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等一系列作品，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等作品，以及海男的《带着面孔的人》、《坦言》、《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女人传》等作品为代表，开掘了“私秘的”个人的女性。在前者的“她们”叙事中，女作家们以坚韧的态势，寻求与男人分庭抗礼的“公平”，试图在男／女的性别对立格局中，努力建构女性／母性寓言。或愤激而弃绝男人，或“忍辱”屈就而怨愤难平，直至公开宣称“我是恨死了男人”。^⑥在后者的“她”叙事中，女作家们袒露了女性，主要是知识女性幽闭于内室的私秘体验，包括同性爱、隐秘的情欲、自慰等等，这样20世纪文学想像中的女性从此才成了鲜活的“肉身”的女人。无论是张洁、张辛欣们突出女性的强化或中性化特征的作品，还是陈染、林白们凸显女性个我隐秘体验的“私人化写作”或“身体化写作”，或明或暗都有一个男人／男权作为对立面。她或她们的性或无性、非性、身体或无身体、非身体的言说，始终指向那压抑、遮蔽、扭曲、损害了她或她们的男权。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的这几年，当70后女作家又以群体涌现的方式展现于文坛时，鉴于其小说心理独白、个人倾诉的叙事策略，以及对女性性经历和私秘生活体验的“无遮拦”讲述，乃至其在读者大众、评论界引发的热点效应，在使诸多论者有充分的理由将70后女性写作归入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一路，由此不言自明地使之进入了上述8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流变脉络。然而，我以为，70后女性写作那些“个人化”的女性青春本事，那种“私秘”的对身体欲望的沉迷，比之陈染、林白们已经发生了悄然的、但却是质的车转。伍尔夫说过：“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⑦而70后女性小说的青春女性，已不属于这一世代妇女的谱系，她们是颠覆了男性神话、意识形态神话，直至女性神话之后的消费时代的宠儿。她们开口述说的时候，已经不再背负任何反抗男权传统或父权秩序的历史使命或女性写作的固置，在她们那里，“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⑧
　　70后女性小说中的人物，以寄生的方式得以享受现代大都市奢华的物质生活，又经常从事着摇滚、DJ、流浪艺人、自由职业者等现代大都市中的“前卫”职业。他们活动的酒吧、歌舞厅、宾馆、卧室等场所，虽也是逼仄的空间，但比之林白、陈染笔下那些知识女性的幽闭内室却是开放的。在女性最隐秘的生活时刻，前者可以在自己的逼仄空间里纵欲无度，她们是向外宣泄的；而后者基本只能在自己幽闭的内室为找不到男人而自怨自艾，她们是向内自逼的。在“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中西碰撞、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中的这些青春女性，“命定地”以边缘人的身份沉醉于消费社会的“迷狂”之中。法国社会思想家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鲍德里亚)将消费的社会视为一个“迷狂的世界”。他认为“迷狂意味着无条件的变形，为了升级而升级，一种失去控制直至丧失所有感觉的持续的自旋过程。最终，这个失控的系统显露出它的空泛和无意义，它‘在其纯粹和空泛的形式上散发出光彩’。”^⑨他将时尚、广告、艺术、大众，乃至癌症、肥胖症、当代社会的信息系统均视为迷狂现象或迷狂系统的例子，“像癌症和肥胖症一样，我们当前的世界也是处于一种全面澹妄(发狂)状态。”^⑩在我看来，70后女性小说叙事中对身体、肉欲的沉迷，时时“又越常情，如有狂疾”(鲁迅语)，正是一种“围绕着本身自旋的纯粹的和空泛的”消费时代的青春迷狂。比如，《上海宝贝》中那个脍炙人口、众说纷纭的性场景：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尔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西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¹¹有论者分析道：“倪可所感受到的‘痛感’和‘被占领被虐待’的感觉……是‘性政治’的另一种表征：一种经由‘性崇拜’而臻达的对于西方／强者的想像。”¹²不错，事实上，倪可最终奔赴德国，并非源自这个令她着迷的西方“种马”的召唤，而是接受了那个女同性恋电影导演性指向明确的邀请。她奔赴的是西方而不是某个男人，而实质上她奔赴的也不是西方，而是一种消费理想：金钱、物质、性，特别是，这金钱、物质、性绝不是爆发户式的，而是笼罩着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的“优雅”，即是：“当国家为了发展而运用它的权力来为跨国资本的注入扫清道路之时，消费主义也焕发了它的炼金术般的光彩和魔力，将无穷的欲求转化为情调亦或格调。”¹³再看看《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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