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中国小说问题白皮书
作者：傅 翔
幅画卷。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文学形象，一首首人生与命运的颂歌，就这样汇聚在读者的心中，涤荡与感动着每一个善感的心灵。
文学的意义是如此简洁明了，可我们却常常不知所归，这是很可悲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创作，该写什么样的东西，我想只要明了这一点就会好办得多。说到底，文学并不深奥，也不复杂，就是写人而已。写自己或写别人，关键就是要把人写好。哪一天你把人写好了，你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现在的小说家恰恰对此视而不见或相当无知，这是他们小说写不好的最重要因素。一篇小说出来了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印象，没有共鸣，这篇小说注定是失败的。
并不是每一种人物你都可以写，也不是你想写谁就写谁，这世上并不存在通才，因此你只能老老实实地写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物，最有意思的人物，最能给你感动的人物。不了解的人物最好不要去碰，因为你的想像与生活并不能取代他的生活与内心。听来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去写你不了解的人还不如直接写你自己。如今的小说家不知是没有生活还是没有勇气写自己，他们总是习惯于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人物，这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关于这一点，当前的戏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是写历史人物，就是写传奇，基本沾不上现实的人间烟火味，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写作，可我们总是期待它的成功。不否认有一批作品确实因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秋风辞》(写汉武帝)、《曹操与杨修》、《沧海争流》(写郑成功与施琅)等，但它们的成功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毫不例外地与当下现实的紧密结合与思考。更多的情形是，作品停留在历史的层面，只是就历史写历史，就传奇写传奇，人物单调与雷同，不仅没有个性，也没有生动的情感。不说平庸之作，就说郭沫若的《蔡文姬》与田汉的《关汉卿》，如今看来也是很难想像它们当时的那种声誉。在我看来，它们与同时代的《雷雨》、《茶馆》是有距离的。毕竟，历史剧的当下意义也会随着当下的迁移而日渐丧失，它的意义是比较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从这意义上说，作家如何确立自己的人物观念是很紧要的。这个观念就是要求作家找到适合于自己表达与需要的人物。只有适合于自己的表达，人物才会鲜活与生动；而只有内心的需要，人物才会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才能感动与震撼人。一个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物是不可能写好的，这点在历代经典名著中不证自明。而名著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作家的历史，绝大部分的名著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活与经历，这就是作家的书写。说到底，每一部名著都是作家的心灵史，都是作家的自传。
四是结构
一部名著除了人物与故事的成功外，精巧的结构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就像一座建筑，框架是否牢固是否优美无疑至关紧要。哥特式的建筑与别的建筑区别就在于结构，而故宫与西式建筑的区别也在于结构。艾菲尔铁塔超凡脱俗，悉尼歌剧院与众不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结构的差异与独树一帜的设计。同样，一部作品之所以标新立异，鹤立鸡群，结构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好的结构肯定会对一部作品的成功产生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没有一个好的结构是不可能成功的。关于这点，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无论是《百年孤独》还是《红楼梦》，它们那恢宏而精巧的结构都令人叹为观止。即使就是短篇小说的创作，随意处理结构的做法也都是极不明智的。博尔赫斯对结构的着迷与追求自不待言，就以杰克•伦敦、狄更斯、契诃夫等短篇小说大师来说，他们小说结构的精妙就非许多优秀的小说家可比。对于一部戏而言，结构的重要性就更是不言而喻了。戏剧常常讲究局势，讲究节奏，讲究起承转合，这实际上就是结构的要求。我们常说某某戏“有戏”，好看，这在某点上说是这出戏的“戏眼”设置得好。一个好的“戏眼”是一出戏生动的关键，有的时候，一个好的“戏眼”就可以救活一台戏。如《天鹅宴》中的“天鹅宴”，如《节妇吟》中的“阖扉”，就是如此神妙之“戏眼”。同样，一部好的小说往往也有一个“故事核”，这个“核”也就是这部小说的华彩乐章，是这部小说令人难忘的关键点。
相对“戏眼”而言，局势则指戏的悬念与设置，这个悬念一旦设置成功，它就自然形成一个期待值，而这个期待值就构成了一个磁场，这也就是局势。在戏剧中，局势营造的成功与否常常是一部戏成功的一半，也是一出戏是否好看的要素之一。一出引人入胜的戏肯定有一个好的局势，这一点在民间传统的经典剧目中比比皆是。如《状元与乞丐》、《董生与李氏》就无不如此，它们对于“局”的理解与重视显然帮了其大忙。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戏剧中，想好一个“局”就像磨刀一样，它不仅不误砍柴，而且只会节省时间，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于小说而言，设置悬念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作家讲故事能力的具体体现，而这恰恰直接关系到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如何把握好悬念的结扣?如何做到一环扣一环，大环套小环?如何做到张弛有度，让故事一波三折?这实际上都有着很高的学问。一出好戏会有很好的节奏感，同样，一部好的小说也有自己的节奏，这节奏就是情节发展与悬念解开的急缓过程。一个故事有开端与发展，有高潮与尾声，还有结局，而在其间又常常一波三折，跌宕有致。正是因此，小说才会有扣人心弦的魅力。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把悬念设置得紧张把故事写得好看只是通俗小说与戏剧的专利，而往往把“纯文学”想当然地当作深奥晦涩的代名词。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假若没有一个漂亮的故事与故事的“局”，它是很难吸引读者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人读小说的年代里，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忙于挣钱过好日子的时代里，如何加强小说的可读性是很有必要的。确实没什么人在读小说了，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小说家基本上还蒙在鼓里，就像穿新衣的皇帝一样，别人都清醒得很，就他自己还感觉良好。这样的小说家写出来的东西常常只有他自己看得懂，不是故弄玄虚，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不是混乱如呓语，就是不知所云；要么在语言里打转，要么在意义上含混不清。而这些小说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许多名刊的头版位置，这不由不令人深表疑虑。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对于小说的观念与认识是有偏差的，这里有小说家的问题，也有评论家与编辑家的问题。重新梳理一下对于小说的一些基本认识是有好处的，因为在文艺实践越走越远的今天，我们常常会因此忽略了文艺最根本的要求与最基本的原则。文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读者服务的，没有读者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任何轻易忽视读者的行为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也是从这意义上说，名著的生命力恰恰源于它对读者的尊重。每一部名著归根到底都是与广大的读者对它的喜爱分不开的。
因此，强调作品的可读性绝对没有降低作品品质的意思，而是强化一种艺术上的感染力。只有更加审慎地对待作品的可读性与感染力，更加努力地在语言、故事与结构上下功夫，我们才会获得更多的读者，才会真正持守住文学艺术的魅力与光芒。如今许多小说家喜欢表示对读者的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小说家想掩饰自己能力上的局限，为自己的作品没有办法吸引读者而开脱。还有一点就是，小说家更乐意于随心所欲地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要么风花雪月，要么“小资”情调，总之，与心灵无关，与良知无关，没有苦难，没有眼泪，没有悲痛，没有愤怒，没有忧伤，没有忏悔……这样的作品，没有读者是很自然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