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重提王书怀兼论诗的读者困境
作者：邢海珍
诗歌出现这种困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社会转型，媒体的多元化，娱乐消遣性太弱等等，但诗歌表现向度的自我封闭，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失去应有的亲和力不无关系。最近，我阅读了已故诗人王书怀的一些诗作，那些寻常风物，那些朴素而真切的情感时时打动我。这是一些凡人的经历，是大众读者不会陌生的普通生活场景，却为什么在时过境迁的几十年后还仍然富有魅力呢?从年龄上说，我与王书怀肯定是不同时代的人，我们之间也肯定有许多情感状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但这种不同时代的生存隔阂却在近于通俗的诗意情境中得到了某种化解和沟通。这本身就应当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中国新诗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的发展之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新诗的文体已走向大体成熟，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的形态，有了充分自足的可能。但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依赖许多外在条件的，随着世界人生和社会现实的变化，文学也必然引发自身的变化。诗的读者困境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是文体发生裂变的一种先兆，但却不是诗歌文体衰亡的表征。
诗人王书怀作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广泛影响的乡土诗人，他只是他所处时代的个案，我们重提他的诗歌，并非意在以此拯救一个诗歌式微的时代，而是从他的艺术价值取向中汲取某些有益的因素，把与我们当下时代拉开一定距离的王书怀诗歌作为一种文本，可能以其独特性成为诗歌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参照。同90年代以来的诗歌相比，王书怀的诗肯定是另一种类型，尤其那种民歌体今天看来更是恍若隔世：
小河流水哗啦啦，
河东河西住人家。
往年一听河水响，
两岸亲家忙喊话：
“淹啦?”
“涝啦?”
——不是亲家太胆小呵，
山水一下来真毁庄稼!
小河流水哗啦啦，
河东河西住人家。
如今一听河水响，
两岸亲家笑哈哈：
“放啦?”
“满啦?”
不是亲家问顺了口呵，
社里的水稻都萌了芽……。
(《小河流水哗啦啦》)①与当下的新诗比较，王书怀的诗清新明快，易于读者接受，是大众化的写法。
但这类诗歌肯定不是走向心灵深度的诗，不是蕴含思辨机锋的诗。而这类诗也有自己明显的长处，有很浓的生活情调，贴近乡土风情，有很强的现实感。王书怀的诗歌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正如陈晓明在《文学的巴比伦塔已经倒塌》一文中所说：“在五六十年代，‘现实’是作为文学的天国召唤文学的信徒们的，文学是在穷尽‘现实’的本质的时候，才达到了自身的终极和完满。文学从来没有像这样与生活休戚相关，融为一体。生活中任何事件、事物都可以转化为文学，而文学也可以直接产生实际的生活行为，没有人怀疑现实主义文学就是生活本身。”②那时文学崇尚“现实主义”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有关，其弱点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优势是明白晓畅，作家与读者易于沟通，即使像诗歌这样曲高和寡的文体也不存在着理解和接受上的难度。王书怀的诗歌也当然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的虔诚，他的诗除了紧紧拥抱现实，具有极大的平易性之外，那种对生活本身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理解，以及精巧到位的表现，也是今天的许多诗作所难以企及的。 《赶鞋忙》把生活情调和时尚的政治内涵融在一起，把外在的行为动作与内心的微妙情态合为一体，真是达到了入情入理维妙维肖的程度：
明说锥儿钝，
千层底，
扎不穿，
埋怨穿鞋人，
鞋子穿的烂：
“针线活攥得手出汗，
他不体谅。”
暗着呢，
话里头都有巧文章，
谁不想把自己的男人
捧到人前讲。③
诗清静单纯，对生活景致的描写极为准确，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人性的暖意，表现出诗人对情感深处许多微妙性的敏锐把握。即使这样的诗创作于政治话语过于喧闹的年代，诗的意趣却可以打动读者，显示出很有独特性的艺术魅力。王书怀的诗歌是大众化的产物，写农民，写乡土风情，吸收了大量民间通俗文学的语言方式，他意在让具有较低文化程度的读者读懂诗。这种选择也无可指责，这是诗人的自由，若是统一的模式，风格又从何谈起呢?我以为，王书怀诗歌对于当下中国新诗的意义，是提醒风格、诗体、笔法的多样化，多一些人生与生活的情味，提高阅读的魅力。当然不是说写诗就是像王书怀这样写，即使这样的诗在今天也未必使读者产生阅读兴趣，因为诗的读者困境有极为复杂的原因，而王书怀的追求及个性精神，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的角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多元发展的历史时期，诗歌的创新姿态更是领风气之先，在自由的写作空间中不断强化个性及文化意识，诗人不断挖掘人生与生命的内涵而使诗歌走向深度。自朦胧诗之后的90年代以来，诗人们的文化修养与王书怀的时代相比提高的幅度很大，加之中西文化关闭的大门完全敞开，诗歌在绝大程度上走了一条雅化之途，诗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政治的因素不再强制诗歌去走大众化的道路，此时的诗歌与读者渐渐拉开了距离。诗的读者少了，诗的阅读成了“圈子”中人的事了，于是不断有人对新诗提出质疑。在《致陈毅》信中，毛泽东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④著名诗人周涛在《绿风》诗刊发表《新诗十三问》大胆质疑，“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⑤资深国学家季羡林在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所写的总序《漫谈散文》中对于中国新诗提出了否定意见：“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⑥这些权威人士的意见当然也未必不无偏颇，比如新诗有那么多传世之作，不能说“迄无成功”，更不能说本来就是个错了。关于形式问题如果指的是应有固定的格律，大家都像填词一样，那新诗的自由就没有了，新诗又变成了旧诗。所以断言新诗失败，也还值得商量。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新诗自身还有许多弱点应该在发展中不断克服，毕竟百余年的历程还不足以使文体走向圆满，而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名分已成事实，有众多诗人近百年的不息努力追求，是任何人的轻易否定所无法抹去的。在坚定信念的前提下，我们应当正视新诗自身的弱点。首先，新诗的诞生是反抗旧诗束缚而适应现代汉语表达的一次文学举动，从后来文坛以新诗取代了旧诗而成为诗的主流看，其举动本身是成功的。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主张把诗写得不像诗，这无疑是特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