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中国新时期小说与日本战后文学
作者：曹志明
特征也基本相同。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 日本经济显现出一片繁荣。这是由于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的军需订货大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商品极大丰富，政治也趋于稳定。在此形势下，一批“第三次新作家”出现了。从时间上来看他们是继第一、二次战后派之后出现的另一批青年作家。主要有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等人。从他们的创作题材上来看，多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注意日常生活，不赞成战后派作家那种强烈的批判倾向。“第三次新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平民百姓，行为不端的劣等学生，残疾人或多余人等。他们把审美重心从战争等社会重大问题转移到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上，描写庶民的琐碎生活。在创作手法上有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倾向。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能感觉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坏伙伴》是安冈章太郎的代表作。主人公“我”在战时结识了一个有劣迹的学生藤井。藤井教“我”如何吃饭不付钱，偷东西和偷看女人洗澡等。后来“我”醒悟了，决心改变这种生活。小说以平淡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日战争时在街头的劣迹学生生活。作品中的主人公虽是作者的化身，但正如评论家松原新一所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劣等生，承认自己平凡、渺小!不像大多数私小说作家那样摆出高深莫测、苦思冥想的样子。”③评论家服部达也对他们下过定义：“他们是劣等生，残疾或普通市民。”④“第三次新作家”作品中主人公的弱者形象，故事的真实性、灰暗的日常生活以及反典型、淡化意识形态等倾向和中国“新写实小说”是极其相似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二者都是在相似相近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即国家、民族遭受重大挫折后，政治氛围转入宽松，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开始世俗化。
“新写实小说”与“第三次新作家”的作品受到了世俗化的影响，不追逐重大题材，淡化意识形态，关注普通大众及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二者从个人化视角叙述人生百态，往往消隐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追求，与传统文学相比这似乎有些不足，但它作为一种具有现实意识的新的文学思潮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中日两国的后现代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介绍到中国是80年代中后期。1985年，美国评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讲演，详尽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此后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不断见诸杂志、报端。如赵一凡、陈晓明、王宁等人先后撰文阐释后现代主义。其中，陈晓明和王宁等人还把后现代主义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随着其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出现了一批后现代文学倾向的作家。如孙甘露、苏童、格非、余华等。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夜晚的语言》；格非的《褐色鸟群》、《傻瓜的诗篇》；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显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特征。如自我的失落与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意义的分解，把现实抽象化，强调自我感受等。但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外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一种创作，是在强烈的新潮意识促使下，理论界的明示和诱导下的产物。因而它缺乏培育欧美后现代文学自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就迥然不同。
传播到日本的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虽然也是在80年代，但是早在60年代末，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就已有体现。6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经济高度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购买力同步增长，人们开始有条件出入餐厅、舞厅、咖啡厅、高尔夫球场等。一种高层次的现代消费文化已经形成。于是一种崭新视角、全新感受的文学应运而生，这就是日本“内向派”文学。其主要作家有古井由吉、小川国夫和后藤明生等。日本评论家秋山骏曾指出“内向派”作家的四个特点：“1、用最直接、最简单、最单纯的语言来表达普通人的生活感受。2、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把非现实领域的东西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小说出现许多不易理解的地方。 3、描写的是城市居民生活。4、强调无意义的人、在无意义的场所，过着无意义的生活。”⑤显然，日本“内向派”文学已具有后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进入80年代，随着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播，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村上龙，田中上健次等人更加完善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其中，村上春树的作品还被大量译成中文、博得我国一些年轻读者的青睐。村上春树作品的倾向是无意义、无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里的小人物。啤酒、威士忌、咖啡、外国音乐、女人等成了主人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主人公以消费者的姿态、悠闲地享受着当代社会所提供的这些消费品。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和肉体上的。
20世纪后期中日两国文坛上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中国的后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其作品大部分是理论框架下的产物，缺乏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尽管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仍没有达到后现代社会所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所以中国后现代文学是畸形、先天不足的，是不能持久的。与此相反， 日本的后现代文学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没有中国后现代作品中那种刻意追求，生硬模仿。因而它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与日本的近当代文学都处在传统与现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两国的文坛都出现了几次类似的文学思潮和论争。如政治与文学，文学的主体性，欧化与民族性等等。中国的十年浩劫， 日本的十五年战争，都是两国近当代史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灾难过后，不但经济复苏发展、政治民主、人民生活改善，而且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百花争艳。在这些类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体现时代的愿望、人民的心声，出现相似的文学思潮及其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中国文学有“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的政治和文学比日本更有着相互关联的必然性。特别是近代中国备受东西方列强的压迫，民族的生存一向作为首要问题。所以无暇顾及所谓个人“近代自我”的觉醒等等。日本虽然近现代历史进程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点，产生了一些类同的文学现象，但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淡化社会性、注重个人感受、偏爱个人审美情趣的倾向在日本近当代文学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日本的传统文人始终远离政治。尽管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受到“社会小说”、“普罗文学”、“民主主义文学”的冲击，但是却没有撼动它的地位。这些与中国大不相同。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东语系）
①《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②同上，7月13日。
③《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松原新一等著，第292页。
④⑤同上，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