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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观念与方法
作者：赖大仁
对于当代人来说，我们实际上是处于历时态与共时态纵横相交的时空坐标之中。任何知识谱系中的认识与创造活动，都可能一方面割断不了历史的关联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回避不了多元并存中的选择与对话。其中可能会有太多的误区、盲区，有太多被遮蔽的可能性，因此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惑。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也同样如此。看来塞尔登是把这个问题给挑破了。
首先，从纵向关系而言，当我们看待一种知识谱系的发展历程时，最便利于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也许是历史进化论的观念；然而当我们坚信今必胜昔，新事物必将胜过并取代旧事物的时候，却往往容易使我们忽视和历史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与连续性，从而遮蔽应有的历史视野。
比如五四“文学革命”的著名口号之一便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以“取代性”为内核的进化论的文学观，无疑为当时反传统和实现文学革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从而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走向。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观念既与文学多元并存的实际格局不相符，也与一些文体或文学形态的非“取代性”演进不相符，因而存在相当的理论局限性。①
其实岂止是在中国，又岂止是在“五四”那样的激进年代，在别的时空条件下，比这还要激进和绝对化的理论观念也并不鲜见。塞尔登就曾指出，西方的一些理论新说，经常是目无前人漠视传统的，它们总以为文学理论在巴尔特和德里达冒出来之前好像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它们还似乎觉得传统批评家们(甚至新批评家们)就像一群史前的鼠，还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解构主义破晓前的黑暗中摸索。特别是解构主义和拉康派理论的许多支持者都把1968年以前所有的文学理论看做天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要用后结构主义的新观点完全取代它，这显然是非历史的。然而这种“非历史”的文学理论观念一旦盛行，就会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逐这种时尚。塞尔登甚至指出，“许多老一辈的文学批评家很自然地急于赶上文学理论最新的发展步伐，他们不无道理地抱怨那些新理论家们太傲慢，不把文学理论早期的那些发展阶段放在眼里，极不情愿向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阶段学习。这些批评家与那些反理论的强硬派观点并不一样，但也被挡在目前的潮流之外，不能与解构主义或符号学进行对话，原因是当代的理论坚持一种完全与历史切断联系的立场。这种情形非常显著地表现在‘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后现代主义常常强调自身与以往的文化存在深刻的断裂，甚至不承认自己与刚刚过去的‘现代主义’阶段的联系，……” ②
应当说，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因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论”，这一命题本身是包含合理性的，体现了社会进步(进化)以及历史发展的观点。然而，历史进化论与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可能仅一步之隔，如果过于强调事物的当代性特征及其意义的一面，甚至把它看成前无古人“横空出世”般的创造，而无视或不承认它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联系，则很容易滑向历史虚无主义，从而遮蔽应有的历史视野。在塞尔登看来，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他不由得责问并阐述道：“假如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充满核威胁的后人文主义时代，难道我们注定要抛弃我们一切文化的根和一切的连续性吗?本书所收的理论片断可以为读者提供充分的材料，说明我们和历史的关联和连续性和断裂与非连续性一样多。”
基于这种认识和基本观念，塞尔登有意打破按时代和作者来编选的惯例，改为按文学理论的主题或论题来重新编选，“试图把当代理论置于某种历史的视野中”；并且在相同或相近的文论主题或论题中，古今文论家的相关论述同时并置，从而实现古今参照与对话。这一做法的确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姑且不论他所开列的这些西方文论的主题或论题是否妥当，也不管他所选摘的这些文论片断以及编排是否合适，至少他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关联和连续性的理念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也是极富启示意义的。
其次，再从横向关系，即文学理论知识系统内的关系来看，也有一些观念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一方面，既然我们承认文学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它就应当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不断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而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又是极为宽泛和极为开放的，比如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各种文学理论新说仍层出不穷。那么当今的人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和研究文学理论呢?塞尔登也未必能提出切实的答案，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理出的思路则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塞尔登借用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交流模式理论加以适当转换，用来描述文学批评理论的知识谱系，从而将其大致概括为五个方面的批评话语，即作者论的批评话语，读者论的批评话语，研究作品本身的批评话语，关于作品符码结构的批评话语，关于作品历史语境的批评话语。他自称《文学批评理论》一书对各种理论观点的编选构想便与此相关。当然，塞尔登对文学批评理论知识系统的描述是否恰当又当别论，其实不同的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观照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概括描述，比如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就将文学批评理论概括为摹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等几种基本类型；③也有理论家把文学理论概括为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等基本形态。④不过塞尔登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于，面对这些各不相同的文学理论形态或理论观点，人们又将如何对待呢?塞尔登分析了这样一些选择路向或可能性：
一种情况是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试图将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形态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或者如塞尔登所说“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归纳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的、充分的批评话语”，这想法看来是很诱人的。但在塞尔登看来，由于各种批评话语的视角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批评家们总是集中探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某个特别的方面，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暗示着，“想要形成一种完整的、面面俱到的、满足各种批评实践的理论模式是绝不可能的”。
不过在我看来，塞尔登的这一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就要完全否定这个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就没有放弃全面系统把握事物的奢望和努力，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等的理论学说，就试图建立几乎无所不包的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而且至今也仍有人在不断进行各种尝试。我的意思是说，是否可以将文学批评理论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来认识：一是从各种具体的批评模式或批评话语来看，的确是各有特定的视角及其观念、方法，彼此难以相互融合，因此要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批评模式，以适应各种批评实践的要求，这的确是困难的。二是从文学批评形态论，即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结构的层面着眼，在宏观层面上观照和研究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批评活动，对其整体的逻辑结构系统进行把握与描述，从而将各种具体的批评模式或批评话语在这个整体结构系统坐标中适当定位，同时又揭示出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这仍然是必要与可能的。⑤倘若如此，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独断论和相对主义。当然这种理论整合与建构的工作无疑是相当困难的，这在当今文学批评理论充分多元化与开放性发展的时代尤其如此。即便这样，我仍然以为，不宜把这种理论探索的愿望和努力本身也完全否定和消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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