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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化思潮中的伦理问题笔谈——失重的理论
作者：路文彬
总之，后现代主义赠与我们的这个狂欢时刻，是以牺牲我们的头脑为代价的。或许，我们着实曾经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此刻对于头脑的报复性忽略就是正确的。失却理性把握的感官享乐终究不可能是完美的享乐，此种享乐对于理性的遗忘是暂时的，而对于感官本身的破坏极有可能是持久的。被后现代主义宠坏的我们过度沉迷于快乐权利的捍卫，却毫不思索这快乐其实只是类似于背着责任的苟且偷情。它可能是刺激的，但匮乏节制的冲动无疑将会把我们送上“娱乐致死”的绝路。事实证明，身体快乐的纵容最后非但不能使其善终，反而注定只能让快乐走向快乐的反面，让快乐去否定快乐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在今天让我们开始承担的恶果。后现代主义当初绝不承担一切的允诺，实质上就是等于拒绝任何允诺。当承担被全盘否定，作为一种承担形式的允诺又该如何可能？当基本的伦理价值不再拥有根柢，快乐的归宿不是在堕落中毁灭，便是在漂浮中迷失。我们的头脑失去重量的结果，我们的身体也随之失去了重量。失重的身体不是在真正充实的快乐中获得放松，而是以自身的麻木来破坏其关于身体的记忆。这恰如借助吸毒所寻求到的快感，它的终极逻辑指向是消极、是沉沦、是否定、是灭亡。
既然身体在背叛头脑的同时，无法规避不背叛其自己，那么身体只有回到与头脑的重新合作才不失为一条明智的出路。基于此，为当前普泛流行的快乐主义原则敲响警钟，谁又能够说是多余之举呢？我们可能一时间难以说出那为我们纵情享用的快乐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不过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指认出它究竟使我们丢失了什么。同沉重为敌，同严肃为敌的快乐主义当然首先是成功地诱使我们放弃了思考，这显然也是属于我们一开始主动着手放逐头脑的一个有效策略。然而随着理性的投降，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那些优秀情感品质也在遭罹我们任性的放逐。思考的不在直接引致了我们这个民族忧郁气质的不在，我们把此处形而上的忧郁等同于了形而下的心理疾病敬而远之。因为贪图轻松，所以我们拒斥紧张，我们宁愿把自己释放到一无所有，也不想让灵魂由于承受而有所在乎。思想者那面对整个宇宙的宏大忧郁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慈悲者那悲悯众生的高贵忧郁再也难以激起我们的共鸣。我们承担不起强大者的忧郁，故而只能作为一个弱小者被动接受忧郁的关怀。设若说我们已经在认知上失去了对于忧郁判断，可在审美上我们却并未摒弃对于忧郁的青睐。广为中国大众追捧的那些所谓韩日青春偶像剧，真可谓无一不做足了忧郁，但是对此我们却从没有感到过厌倦。而一旦轮到我们自己的青春偶像剧，忧郁便不再成为我们所欣赏的对象。即使是偶有忧郁，那往往也只能沦落成“扮酷”之类的做秀。我们根本就没有忧郁，因此又何以凭借表演的形式来释放忧郁？忧郁从来就是无意识的，它永远无法伪装。它不像快乐，快乐是可以伪装的，阿Q便是一个极好的明证，他成功地伪装了一生的快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快乐主义原则委实令我们丧失了起码的判断力，针对羞耻感的主动舍弃即是其中的又一例。为了获取空前绝后的快乐，我们不得不以羞耻感的自愿牺牲作为代价。在与他人争夺某种利益之时，我们发觉羞耻感会成为自己拿出勇气的障碍，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把羞耻视做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人性，并进而将其从自我的心理感觉当中摈除出去。我们甚至会把此种行为当成历史性的进步而加以欢呼雀跃。因为重视快乐，因为重视索取，所以必须重视勇气；结果此时的中国家庭教育正在演变为一种“无耻”教育。父母们把孩子的羞涩天性理解为其通往腾达之路的致命羁绊，因而千方百计以怂恿和放纵的方式帮助他们挣脱这一羁绊，使其不再遭受羞涩品性的束缚。谁都不难看到，羞涩远离我们的孩子正在变成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实。我们就是这样争先恐后地告别着羞耻，将无耻当做勇敢的体现，完全背离了先辈“知耻者近乎勇”的伟岸人格。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其实是在自动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品质(禽兽则是没有羞耻感的)，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但被拿走的却是更多。羞耻感的放弃不是为了肯定我们为人的自身，而恰恰是为了否定我们为人的自身，致使我们由此失去一个可以保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敏感尺度。
此种伦理的迷失最终要使我们受到严重损害的，就是我们的情感生活。曾经因为革命大业而忽视了情感质量的我们，如今在试图开始关注自我的情感世界时，由于匮乏担当的勇气，难免要将两性间的合作解释为彼此间的较量。在我们这里，爱不是要献出自己，乃是意欲攫取对方；爱不亲近忧郁，却只想一味快乐。对于爱情的器重不单没有让我们距离爱情更近，反倒是更远了。这并不奇怪，爱是怜悯，爱是同情，爱是强大者指向弱小者的关怀；而这对一向以弱小者心理进行自我塑造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只有被爱的可能？当然，或许我们能够拥有被爱的快乐，但我们必将收获不到超越于快乐之上的爱的大幸福。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