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如何建设当代中国美学体系？
作者：代 迅
现在教科书的流行做法是多人合编，这样编撰的教科书的特点是短平快，便于推广使用，占领市场份额。但是这种编写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或是尽可能妥协，或是各执一词，在教材体系上缺乏应有的学术个性，在概念范畴和语言风格上又难于统一，容易流为马赛克式的拼贴物，难以找到那种如出一人的感觉，而个人撰写的著作就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弊端，因为从本质上，学术活动乃是一种个体性的活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不宜搞群策群力式的集体智慧。我还是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古往今来的重要思想家，都是独立撰写，集体合著的著述方式，这恐怕是具有中国特色，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产物，是当代中国政治与学术体制互动，也就是长期以来个性化的压抑和近期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
杨春时撰写的《美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是他个人独立撰写的教科书，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作者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独到思考，因而具有更为鲜明的理论个性，便于把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相结合。一般地讲，教科书往往是陈陈相因，千人一面，而杨春时在照顾到和国内现有美学原理体系相衔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孕育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的美学思想，确立了主体间性的存在论哲学基础，突出了审美的自由超越本质，以此为基本线索，对美的本质、美的起源、审美意识、审美解释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都做了新的解释。与国内现行的美学原理教材相比，此书有较大不同，在概念范畴和体系架构上都有新的突破和超越，展示了美学原理另一种可能的存在样态，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教材与专著的关系，这在同类教材中是不多见的。
90年代“国学热”兴起以来，对中国文化建设中所谓“失语症”或者说是“恶性西化”进行抨击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种抨击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与艺术思想，至今依然继续引进，但是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对于外来的东西，我们没有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其实早在80年代是“全盘西化”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杨春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客观地讲，如何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水平上，实现中西美学思想的融通，作为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的重要成员和90年代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杨春时有着较为充分的学术准备，具备了较为有利的学术条件，从他80年代初期开始逐个问题的研究，到现在终于以完整体系性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事实上，这不仅是编写一本普通的美学原理教科书，也是杨春时美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和自我总结，这对于中国当代美学史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杨春时始终怀有建设中国当代美学的使命感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他看来，我们要建设的美学不是在复古主义者所期望的古典美学水平上，而应当是在当代水平上的中国美学。杨春时以此为切入点，对于中西美学的历史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审美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与现代性等问题，都作较为全面和深入的阐述，不仅把当代中国审美活动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纳入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从多学科多角度做出了合理的解答，而且对于美学学科的当代进展，也进行了一次较为圆熟的综合。对这样一本包含着较为强烈的理论个性和创新意识的著作，做出全面地阐释和评价是困难的。但是，当我们把美学原理体系建构，不仅仅是简单地作为教材编写，而是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回顾其学术发展史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本书绝非无足轻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美学研究长期受到艺术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对于审美活动中的生物性和病理性因素历来比较忽视，把美学研究从生物学扭转到社会学的道路，曾经被我们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在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杨春时有感于当代中国审美活动中对非社会性因素的压抑，追溯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美学思想资源，对优美与崇高等审美范畴中性美感的因素，对本能欲望作为艺术的深层动力在通俗艺术和严肃艺术中的不同表现形式，结合当今中国大众文化艺术现象，作了系统和有说服力的阐述。在关于审美活动的生物学和病理学思考方面，杨春时并不是孤独者，但是把这些思考写入《美学原理》教科书进行系统阐述的，在当代中国还不多见。这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杨春时的独特学术个性，而是有可能预示着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也许会对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路径产生某种尚难预料的影响。
对照古代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现代中国始终未能产生为世界所公认的原创性的思想理论，是当今中国学界颇为尴尬的事情，一些学者对此深感屈辱并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往往抨击多而建树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是因为自从进入现代世界以来，西方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后发展国家，新兴的审美现象、艺术潮流总是首先出现在西方，然后传入中国，伴随现代性而来的现代文化艺术现象总是带有趋同性特征，而理论作为对现实的总结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特点，与此相呼应，研究这些审美现象、艺术潮流的理论也必然首先是在西方孕育成熟，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逆转。实际上，环顾左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非西方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我们往往夸大了中西文化与艺术现象之间的差异，现在广泛流行的“文化异质性”概念，并未经过仔细推敲与周密论证，在使用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其实，中西之间，尽管地域、文化、宗教、艺术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基本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是大体一致的。如果说，在古代由于地理条件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突出的话，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由于交通工具和资讯系统的发达与便利，中西文化的互动性明显增强，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趋同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建设当代中国美学体系的时候往往估计不足，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中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同样也估计不足。
当面对西方强势美学话语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要做的，还不是要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理论，而是要立足于当今中国本土语境，对中外审美文化现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尝试进行综合性的阐述，试图寻找跨越东西方美学的共同规律。如何应对西方美学强势话语的严峻挑战?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激荡之中重建中国当代美学体系?也许我们可以避开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这种中西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虚构)，简要地概括出一条较为现实可行的途径：本土语境，当代水平，共同话题，综合阐述。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汉译西方美学研究是对西方美学作未必完全准确的中文摘要的话，那么今天可能我们在对西方美学进行更为准确和全面把握的同时，应当更多地注意对中西美学进行综合性和连贯性的阐述，这可能是杨春时《美学原理》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