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论文艺接受中无睹效应
作者：杨健平
第二种表现在主体对异域作品一部分审美信息的忽略和遗漏方面。它主要体现在接受异域的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样式上。因为这类艺术作品的审美信息容量较大，特别是文学作品，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生图景，因此接受者如能冲破外在形式结构的民族障碍，进入到作品情感内容层面，就很容易对一些内容产生认同和共鸣；还有一些内容也可以通过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改造而被接受过来。即便如此，这种接受也总是与排斥交替进行的。接受的是可以理解并能引为共鸣的部分，排斥和遗漏的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令主体感到陌生的难以理解的部分。在接受过程中，能够被理解的部分，不断在主体心中得到强化，而不被理解的部分则愈加被淡化和忽略。无睹与接受此起彼伏，各自呈现出自己特有的流程，从而制约着总体审美效应的走向。
无睹效应往往使接受者产生一种接受困惑，为冲破这种审美隔阂，实现文化上的通约，避免无睹效应，许多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把异域作品介绍给本国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作品进行民族性化的处理，而删改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1985年前苏联与英国联合摄制了一部传记片《巴甫洛娃——一个女人的一生》。然而，当该片在伦敦盛大的首映式上演时，苏联人发现，原有三个小时的译文拷贝已被缩短到两小时十二分。于是苏方指责英方不该如此“剪删”和“歪曲”原作；而英方则认为由于西方观众不习惯苏联人所欣赏的长篇叙述和详细描写，所以只得把它剪辑成一部能够吸引观众的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电影。其它方面姑且不论，从民族审美习惯角度来看，英方的这种删改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各民族“有权利要求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自己”。②歌德就曾肯定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将异族人“都变成了英国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③
其实，类似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莎士比亚的戏剧1914年登上我国舞台以来，几乎每次演出都经过或大或小的改动。1980年在北京上演《威尼斯商人》时，导演不仅把剧本处理成抒情喜剧，而且还将原作中犹太人夏洛克与威尼斯基督徒之间的异常突出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冲突情节砍得干干净净；我国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上世纪30年代曾赴美国演出，但首场演出未获成功。原因是所选剧目《晴雯撕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而在西方是没有这个节日的，他们不懂得中国人的这一民俗，所以由此发生的故事情节也就没有被西方人看懂。当时的观众反应木然，大部分审美信息都被遗漏掉了，出现了无睹效应。这一情况被梅兰芳察觉了，首场演出后，梅兰芳立刻做一番调查和了解，总结教训，不得不根据美国人的文化习俗和审美习惯重新编排剧目，而且删改了许多不易被理解的容易产生无睹效应的内容，最终使演出获得了成功。
正是因为在接受异域艺术时由于文化上的障碍容易产生无睹效应，所以一些本可以读懂外国原著的接受者常常宁可阅读本族译者的译著，而不愿去直接读原著。钱钟书就曾说：“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其实，这所谓的“高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林纾的译文对于那些不易被本族理解、容易引起无睹效应的内容做了民族化处理。
以上诸例不仅表明了无睹效应的大量存在，也显示出人类在跨文化艺术交流中为征服它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
三、接受本族艺术的无睹效应
无睹效应不仅表现在对异域艺术的接受，也表现在对本族艺术的接受，这里主要探讨的是接受本民族过去时代作品时所产生的无睹效应。
我们知道，文艺欣赏既有历时性接受(作品在历史发展中被人们的接受，接受美学称之为“垂直接受”)，也有共时性接受(人们对同时代作品的接受，即“水平接受”)，在共时性接受时，由于艺术家与接受者是同时代人，所以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其作品通常能给人一种亲近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睹效应的不存在)。然而当人们接受过去时代作品时，作品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的生活和艺术家的情思却往往不易顺畅地被理解和认同，作品难免给主体带来一些疏远乃至陌生的感觉，这时常常出现主体对作品一些审美信息的无睹和忽略乃至排斥。它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对表现特定情感的审美信息的无睹和忽略。众所周知，人类的情感既有共同性，又有个别性。前者是产生共鸣的基础，后者是导致误读的原因。就个别性而言，人与人在诸多感受上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即便同时代人也不可能对同一审美对象有完全一致的感受。那么对于过去时代作品所表现的特定情感和感受，我们就更难以准确理解了。因此，那些表现特殊情感和反映个人境遇的一些审美信息，很容易被我们漏睹和忽略掉。
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固然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人们所能引为共鸣的只是一般意义的触景伤怀情感。接受者可以以此为媒介，推彼及己，抒发和宣泄自己的某种怀旧情思。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先得我心”。事实上，《虞美人》所抒写的主要是一个被俘后的封建没落皇帝对失去的昔日富贵风流生活的哀怨和愁苦之情。即使他所抒写的亡国之恨，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些属于李煜个人的那一份情思和幽怨当然不会被后人真正读懂，后人决不会以此为审美切入点去寻求共鸣、觅求知音。恰恰相反，只有排斥了那些特殊的完全属于李煜个人的东西，而抓住能够引起共鸣的那些带有普遍性东西，人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接受它。也正是由于这一排斥和无睹过程的参与，才使得《虞美人》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假如人人在欣赏该作品时总是去想着一个封建皇帝的狭小个人哀怨，那么就失去了审美共鸣，欣赏者也会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在文艺接受中，无睹效应并非总是起着消极作用。有时作者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与众不同的某些特殊情思和感受，常常是接受者产生共鸣的障碍，只有在它们被排斥和忽略后，人们才会在作品中重新寻找到情感的相符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个人情思都不会被他人所接受所理解。有些艺术家虽然境遇和感受独特，但仍能被别人读懂并形成共识，那是因为其作品所反映的情思往往通过另外一种渠道最终与人类的共同情思联接在一起。
其二、对特定时代审美趣味的排斥和遗漏。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都会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生成特定的审美思潮，形成该时代的社会审美趣味圈，它折射出人们在该时期的价值取向、审美需求。此时的文艺作品一旦准确生动地反映了该时代的审美思潮以及人们的意愿和心声，进入了人们的期待视野和社会审美趣味圈内，就会得到大多数接受者的关注和青睐，甚至容易产生出全社会瞩目的轰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