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同“途”殊“归”为哪般
作者：刘东方
一
作为“权力理论”哲学家的福柯认为：“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正像国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机制整合，在此基础上的战争有可能对这些抵制点的系统编码，在某种走势上决定历史的方向和人们内心的状态。”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权力的游戏”，不但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心感受。虽是同一场战争，对东西方而言，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二次大战之前，西方经过内部的调整，资本的累积，社会物质生活水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人们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其社会心理结构的主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精神。战争，似乎在一夜间，将西方人从幸福的天堂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使其从充满了希望的现实突然坠入到灾难的深渊。战后，无论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同样是物质极度匮乏，社会混乱，部分国家甚至分崩离析，百姓妻离子散，痛苦不堪……是战争的强力改变了他们人生命运运行的轨迹。因而，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对于战争普遍具有一种诅咒感和罪恶感，作为感应生活神经极为敏感的作家来说，更是首当其冲。西方作家，无论是战前，战争中或战后，都较好地保持了知识分子这一群落的特质心态，他们能够用其熟悉的、惯用的叙事方式来剖析这场战争和描呈这种心态。苏联当代作家瓦西里列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描写的是1942年夏，5位美丽善良的苏联女兵在西伯利亚和残忍的德国伞兵生死搏斗的故事，5位年轻的女兵，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曾经拥有诗情般美好的爱情和生活，但炮火把一切都毁灭了……作者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心态和视角，对这个简单的故事进行了独特的思考，他深掘了“战争与人”的主题，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人，而不是战争本身，关心的是普通的士兵命运，而不是纪念碑式的英雄功绩，作者重点强调的是战争与个人幸福的不可调和。库尔特·冯尼格特的代表作《第五号屠宰场》，是根据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所在的那个团被德军击溃，他被押在德累斯顿，当时城市正遭轰炸，因躲在屠宰场地下室的冷藏肉库中，才得以幸存。轰炸后，城市化为灰烬，到处是尸体，整个城市被尸体腐烂的臭气笼罩着。在这里，作者通过似傻如狂的毕利之口，一方面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惨无人道，另一方面也对盟军毫无军事目标的狂轰滥炸、杀害无辜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另外，通过劫持的外星人使他明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宰场，谁也无法逃脱被宰割的命运。 作者既具有宿命论的思想，又同情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不幸。
抗日战争虽然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死伤三千五百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了5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1840年以后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的彻底的胜利，对于世界而言，1945年5月9日 ，只意味着一场持续6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而对中国而言，1945年8月15日，则是一个长达整个世纪的外侵受辱历史的彻底终结，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一次根本性的扭转，是现代民族国家良好建构的开端。战后，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发起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这种国际地位的提高，大国形象的建立，来源于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从经济因素来看，国民政府针对战时确立的经济方针，在工业、农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得到了一系列实施，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整合，并重新建构了平衡的中国经济布局，例如，战前大部分工业设施均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战后，许多工业内迁西南、西北。文化方面亦是如此，众所周知的高校南迁与西南联大的建立，战时的“文学重镇”重庆和“学术重镇”昆明的形成和出现，都是抗战的副产品，当然这也为日后，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战时文学研究提供了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抗日战争，使我们的形象由屡遭欺侮的弱者，陡然成为脸上写满胜利微笑的强者；还是抗日战争，使广大的百姓首次走上了中国文化社会的大舞台。因而，我们的作家，多数对于该战争，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经过抗战这场血与火的痛苦和磨难，中国的知识分子群落，也在这场战争的硝烟之中发生了裂变，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浸润而萌生的民主启蒙观念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与战争中“救亡”主题所强调的集体利益，团队精神，高度服从的纪律要求相碰撞，并渐渐的实现了对后者的无意识屈从，进而普遍地以胜利者的眼光和心态去观照这场战争。另外，就文学内部而言，创作主体的心态变化和抗战的现实，也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叙事方式及文体类型的改变和颠覆。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救亡”的主题压倒了一切，“五四”以来新文学作者始终关注的启蒙主题，已经走向边缘化，逐渐被救亡的高亢的狂欢所淹没。于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当时文学的“关键词”。在解放区，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更加突出了文艺的人民大众性。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了“工农兵方向”。之后，中国的当代文学（17年文学）基本上是在这条道路上昂首前行的，其中产生的抗战文学也不例外。我认为，抗战文学与战时文学应是两个概念，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不应混淆使用。“战时文学”指在抗日战争（1937—1945）中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而“抗战文学”则应指各个时期出现的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由于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创作主体，多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或是随军记者，或者本身就是普通士兵，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切的生活感受，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又驱使他们普遍以自豪的心情和真实性为前提，责无旁贷对历史本质进行规划化的叙述，以具象的方式来表现这场战争。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心态进行抗战文学的创作。这一系列的变化，体现在当代抗战文学内部元素上，就是“史诗性”的艺术形式的追求和“通俗性”叙事方式和文体形式的“复活”。“史诗性”的艺术形式，来源于19世纪的法、俄等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早已存在，如茅盾、老舍、巴金、李劼人、欧阳山的作品等，并在当代的抗战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阔大的时空跨度，英雄形象的完善刻画，英雄主义基调的酿制，成为作家们普遍而自觉的追求。无论是反映冀中平原抗日烽火的《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还是描写山西、山东抗日战争起源性叙事的《吕梁英雄传》、《苦菜花》，以及近期热播的《八路军》、《太行山上》都是如此。为了表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古典通俗性叙事方式的回归则成为当代抗战文学的一种共识，这既包括人物性格中以侠义为核心的江湖气魄的书写，也包括了传奇性、故事性的情节方式的营造等，人们在《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鲁汉、李正等人物身上，似乎就能够发现《水浒传》中诸多人物的身影。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挖掘中西方作家的不同心态，应是我国的抗战文学与西方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平行比较的视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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