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极地的隐遁
作者:董秀丽
女性诗歌在80年代的躯体写作策略的确引人注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它是对男权中心的批判,抑或说是女性意识的支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女性视角既表达了女性诗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不经意地设定了女性的压抑力量——男性中心。于是,拆解与颠覆这个中心就成了女性诗歌的主要策略。应该说,在这样的言说策略中,女诗人们确确实实实现了一次对男性的有效颠覆,这种颠覆和置换,犹如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它动摇乃至摧毁了男性的霸权和优越。但躯体写作策略是现实挤压的直接后果,其局限性也日益彰显。进入9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言说策略发生转变,即由躯体写作到语言写作的转换,其转变的原因主要源于三方面:
一、双重失语的焦虑。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是“菲勒斯(男性)中心”,也是“逻各斯(语句)中心”社会,而政治社会的秩序控制了语言,他于是将“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引入“逻各斯中心”系统,将两个词复合为“菲逻各斯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受男权社会和语言的双重压迫。语言的压迫“使妇女处在沉默的状态中。妇女好像哑巴一样,不管她有多么复杂的经验,到头来连一个字都说不清楚。”②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她所使用的只能是对男性语言的重复。因为语言所具有的作为文化存在镜像的功能层面,注定了人们日常不假思索的加以操持的语言之中,早已无意识地并且充分地沉淀和渗透着体现男性中心文化的权力意志,从而对女性诗歌的生成和确立,设置了语言文本上的直接困难。在翟永明的《人生在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写作中话语缺失的焦虑:“女人用植物的语言 / 写她缺少的东西”,“通过星辰、思索并未言明的 / 我们出世的地方 / 毫无害处的词语和毫无用处的 / 子孙排成一行 / 无可救药的真实,目瞪口呆”。在被男性世界包围和统治着的语言中,女性被命定地置于一种无言的悲剧境地。伊蕾曾经说:“语言啊,你有多少功劳就有多少罪恶!”女诗人在试图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摆脱男权中心的压迫的同时,却又不得不使用属于压迫者的语言模式,这就使她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女诗人试图建立属于女性的话语模式,使自己成为语言的主宰者。她们最初用来消解男性话语遮蔽的语言武器是从西方引进的女权主义话语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摧毁男性话语方面威力无比,甚至一度成为80年代中后期最具冲击力的理论话语,但它毕竟不是在自己的生存体验中获得的,是植根于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与政治经济背景中的。所以西方女权主义的话语方式虽然有力,但却是异己的。因此,女诗人承受着双重失语的焦虑。一重失语是针对男性中心文化的遮蔽而言,另一重失语是针对西方女权主义话语的运用而言。正是这双重失语的交织与相互作用,使得女性诗人开始寻求新的话语策略,从而使女性诗歌由躯体写作的自觉向语言写作的自觉转变。
二、同时代男性诗人的影响。从躯体写作到语言写作的转变直接导致女性诗歌言说方式的转变,即由自白的写作方式转变为内省的叙事。从写作的惯性上来说,前期那种普拉斯风格一下自发地转为内省叙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可以断定这种转变是因当时男性诗人影响的缘故。在20世纪80年代张曙光们便开始了叙事实验,如其作品《岁月的遗照》就具有强烈的叙事元素。叙事出现的目的是要修正诗与现实的传统性之间的关系,讲究诗的技艺,打破规定每个诗人命运的意识形态幻觉,使诗人不是在旧的思想框架中写作。到90年代前后,男性诗人已完成重要的叙事作品,如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西川的《远游》等等,叙事性写作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女性诗人作为创作个体,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创作原则是一时无法完全转变的。面对叙事性这种倍感亲切又陌生的诗学写作观念,且这种写作观念很可能就代表着诗歌的创作趋势,代表着时代的足音,女诗人自然无法等闲视之。 如翟永明写于1992年的《壁虎与我》尚有许多前期的女性身体体验成份,“当我容光焕发时/我就将你忘记/我的嘴里含有烈性酒精的香味/黑夜向我下垂/我的双腿迈得更美,”而她后期却是这样的,“现在我敲打我那黑白的/打字机键盘/顿为自得/像干一件蠢事般自得”(《十四首素歌》),如此,可以判定翟永明等女诗人诗歌风格的转变应该看作当时男性诗人写作的影响。
三、20世纪西方美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中国的文学界由于受到前苏联语言观的影响,一方面承认语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仅仅视语言为文学的工具,语言的作用只限于把意义加以“固定”。语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西方美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潮流席卷中国文坛后,在文学中语言第一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回归。“语言学转向” 是语言科学的突破,成为20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一次巨大革新。正像
语言论哲学取代认识论哲学一样,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论美学取代了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美学。一向完整、严密、有序而具有权威性的理性王国急速崩溃,人们把新的希望投寄到语言乌托邦上。“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反之,语言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语言也不再是“人的驯服工具,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自己的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不受逻辑的局限”。③面对这种语言论转向的潮流,女诗人们也表现出对于语言本身的敏感和关注。翟永明曾明确表示:“90年代以来,我对于词语本身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④海男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语言除了是一种符号之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语言是在解决生活的问题,语言解决我们说话的问题,语言解决我们呼吸的问题,语言解决死亡之前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语言解决一个已经在混乱中沉溺于太长的心灵世界。” ⑤女诗人为自己建构了一个词语的乌托邦,“词已经成为我的护身符,使我的生命沉溺于沙漏之盘的每个时刻—再现着我活着的全部词……我的存在是如此安静,我属于语言与流传之词,属于护身符所预见的另一个词:无限的、稍纵即逝的游戏。” ⑥“汉语所提供给我的词汇和符号都使我感觉到汉语空间的无穷魅力”。⑦由以上论述可以见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对于后新时期女性诗人选择语言写作作为言说策略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是以上三个原因促成了女性诗歌从身体写作向语言写作的转移,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书写特征。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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