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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响之萧红和萧红之绝响
作者：肖 南
（三）缚人女性的可恨
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女性们，一方面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立身之本亦步亦趋地效仿执行，另一方面还以自己的教育方式或慈爱或残忍地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她们俨然以“教化者”自居，既作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作为父权社会的同盟军和代言人，去“教化”那些被她们认为不守“规矩”的女性。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就因为走路走得风快，个头太大不像十二岁的女孩，两只眼骨碌骨碌转，一点也不知羞，头天来到婆家就吃了三大碗饭，就被邻居们认为不像“小媳妇”。为了“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 她的婆婆对她“一天打八顿，骂三场”。惨无人道的折磨，使小团圆媳妇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婆婆把自己省吃俭用，兢兢业业积下来的那点钱全部拿出来,请“跳大神”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结果一个活泼生气的小女孩就这么给折磨死了。而远近村民全部兴致勃勃地来观看这一“盛举”。如果说婆婆对小团圆媳妇采用的是肉体折磨的“教育”法,那么呼兰城人对王大姑娘则采用的是精神折磨的“教育法”。
王大姑娘，一位美丽健康、活泼能干的女性，当她自己做主与冯歪嘴子相爱结合，就触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伦理，遭到村夫村妇们的一致反对，人们对她说长道短，甚至造谣中伤，先前的那些优点也全变成了缺点了。王大姑娘就在这可畏的“人言”中日益憔悴，最后难产而死。
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她的婆婆、王大姑娘、翠姨、呼兰河村民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之于小团圆媳妇的暴行直接隐喻了女性对男权扼杀女性生存暴行的认同与继承。这些以“教化者”自居的母亲、婆婆们既是封建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男权文化的执行人。
萧红之绝响：文学对农村和农村女性的疏离
正如冰心女士在爱的氛围中长大，对她成人后“爱的哲学”起着重要作用一样，萧红从小就感受到“人生的残酷”。生母的早逝，后母的冷漠，父亲的严酷专横，周围人的麻木愚昧，尤其是祖父的去世，更使萧红“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不幸的是，这种痛苦的童年感悟并未因她的成长自立而得以解脱。萧红是一位向往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女性，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几次婚恋的失败，生育的艰苦，疾痛的折磨，周围人的误解，男性的欺骗、负心、冷漠等，还有那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性别思想无形之网的笼罩，更使萧红加深了这一从小而来的人生感悟。
红颜薄命、身世坎坷的萧红最可贵之处在于，她在创作中并不像庐隐、苏青那样停留在咀嚼一己的悲欢，也不像冰心、凌叔华、丁玲等作家那样主要以知识女性和都市女性作为叙述主体，观照她们的生存状态，而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把视角伸向广阔、落后、贫瘠的农村，以比她更不幸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作为观照对象，真实地描绘了这群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男权专制社会压迫下最底层劳动妇女怵目惊心的动物般的生存状态，替她们发出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也是喊出了自己的控诉和苦难。
如今，萧红笔下那种落后、愚昧的农村已成为历史，丁玲笔下涉猎过的土改农村今天已进行着另一番的改革。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来说，萧红之绝响是合乎历史逻辑，但反映农村、关注农村的发展和问题，刻画当代农村妇女形象，以及萧红对底层妇女持久、深切关怀的那种精神、意义不应该绝响。遗憾的是，在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特别是农村妇女题材比较少，女性作家书写这一题材的优秀作品几乎付诸阙如。诸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优秀作品还是出自男作家之手。何以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
客观来看，当今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在于现代化。而现代化置于全球化、知识化、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人的物质追求更加凸现，精神状态更加多元化，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相比现代化显得更加边缘，农村的现代化似乎就是城市化——虽然并非如此。因此，不少作家们包括女作家更把笔触对准了城市，书写现代观念和意识，放眼经济大潮，描摹女性的解放(包括现代女性的离经叛道和惊世骇俗)，其中不少作家以情与欲、爱与恨、离与合、缘与散、罪与罚、反叛与妥协等为主题，工笔城市浮世、才子佳人、饮食男女，甚至热衷于所谓后现代。相应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文学领域也形成了城乡的巨大断裂。
当今社会，女性主义及其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植根于城市，并没有深入到农村，虽然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城乡的人心，但现代女性、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女性的思想观念、现代女性的生活环境似乎与农村的观念格格不入，女权主义、性的独立、开放以至颠覆等，都与农村隔膜得很。
从女性写作者来看，女作家呈知识化、城市化趋势，城市出身的女作家当然更易于、乐于写城市题材或为城市读者所喜爱的题材，而农村出身的女作家大多由于知识化之后“远嫁”城市，虽然也情之所发涉及农村题材，能够写出农村的些许“土”味，但往往因为融入城市而更加热衷于书写城市、服务城市。
此外，从文学的读者来看，文学的读者更加知识化。农村的文学读者往往对于知识化的写作存在着接受的障碍，存在着伽尔达摩所言的“视界融合”（即文本的视界与读者的视界融合）的问题。相比而言，城市读者对于文学特别是时尚的文学有着更大的阅读愿望和购买力，因此，一般而言，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文学家更愿意服务于城市读者这一读者群。
虽然文学理论上来说是没有国界、跨越城乡的，城市的读者也可以接受乡村题材的作品，乡村的读者也可以接受城市题材的作品，但直接反映乡村的发展、人物、问题的作品农民们更加需要，读起来是“平易近人”而更有亲和力。
农村占据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农村人口逾8亿。当今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农村的城市化也得到了很大的推进，打工族形成了中国巨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村的面貌以及农村人口包括妇女的精神面貌均焕然一新。但另一方面，农村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三农”问题、青壮年劳力流失、男女比例问题（包括新生儿性别比问题）、生育问题以及伴生的其他社会问题。此外，与城市相比，农村仍显得相对传统、落后、发展力不够、发展速度缓慢。农村蕴藉着巨大的创作素材，同时是一个本真状态的“召唤结构”，召唤着有责任感的作家、有担待感的文学、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作品。文学当然不是调查报告，但理应艺术地观照农村的生存状态、发展趋势，映射当代农村的人与事、物与景，表现当代农村、农民喜闻乐见的故事，深切地表达民声和民情。
今天，我们回首萧红，其绝响文韵显示出无可追袭的独创性，其20世纪上半叶农村的原生态表现也旧景不再，但是，中国文化忧国忧民的道脉，萧红对农村社会深切关怀的观照精神，对农村女性的深刻体察和同情，对封建性别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均是今天文学界需要继承的遗产，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说萧红的精神不该绝响；同时，必须倾听当代农村社会和农村女性对属于自己的多元化作品的呼唤，对属于自己的大家之作的呼唤。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传播学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2卷，第96页。
②《中国女性文化》2004年第2期，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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