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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攀星新著《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
作者：陈国和
首先，从点到面，点面结合，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着重芜杂文学现象历史本相的还原，着力于文学思潮、文化思潮的追根溯源，进行有效的“知识考古”。
文学、文化思潮往往有着多头并进、错综复杂的特点，或隐或现，时直时曲或者是此消彼长，时分时合、杯弓蛇影，犬牙交错。著者在展现文学史全貌时，在点化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时用力最专。他往往能将一个大家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纳入“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中来关照，这还只是从纵的方面来说，从横向来说，则往往将这种文学现象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从而显示了作者过人的学术胆识和学术魄力。如在“当代文学与代际文化”一章中，作者在关注“知青族”时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考察，梳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地下文学”的多元景观。认为“它们在黑暗的年代里开出了一片片精神的处女地，成为在精神荒原中点燃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乃至世俗主义多盏灯火的火种。它们的流行昭示了多元文化魂归神州的原始图景，昭示了人类文化传统不会泯灭的伟大定律。”(P64)又说“‘知青地下文学’中，已经孕育了‘文化大革命’后思想解放、文学自由的种子。知青文化，也因此而成为当代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标本”。(P65)这样一方面还原了文革文学丰富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为文革后的朦胧诗诗潮、“痞子文学”、现代派文学以及通俗文学潮流的源头追溯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从而令人信服的还原了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化思潮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同时也为“知青族”这一代际文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做出了客观的评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个标本：从极左思潮由盛而衰、思想潮流由一元到多元、价值观念从一极走向多极的一个标本”。(P58)
在关于“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一章中作者以“笔记体”批评揭示了当代作家从古代文学中寻找创新灵感的普遍现象，从而显示了当代人与古人的深刻精神联系，也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在这里作者主要以贾平凹的一种创作现象(如《太白山记》、《白郎》、《烟》等)作为考察的依据，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这些魔幻色彩极浓的作品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同时，作者又将这种文化思潮放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创作潮流的视野之中进行考察。这样当代文学的多维文化视野就自然而然地得以体现，当代文学是在古今交汇、中西契合中，经过自身的扬弃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世界视野、民族视野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必备的知识眼光。而作者恰恰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从而保证了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其次，独特的学术个性以及诗性的叙述语言。作者在“《红楼梦》与当代文学”一节中说：“‘女性崇拜’是中国文化‘尚柔’思想的一种体现。儒家讲‘温柔敦厚’，道家讲‘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都体现了‘尚柔’的思想。中国文化在总的趋势上有阴性特征。”(P225)其实这种“尚柔”思想在作者的身上同样存在。一个有着江南才情的学者，一个流着北方血脉的学者，一个长着女人相，却又阳光青春的学者，一个没有绯闻的学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悖论。他的这种个人魅力、学术品格自然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其纤细的文学感受能力，如上文中所说的能从非常小的文学现象发现一些文学规律。如从《红楼梦》的阅读发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当代作家的“女性崇拜”情结发掘《红楼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精神渊源本身就是作者的重大发现。同时也是作者学术个性的体现。女人气质，对微小文学现象的敏感，稍加点染，其文学意义就能马上呈现出来。
与这种气质相适应的是，作者一直对追赶西方话语的文学批评不是特别认同，认为文学批评为什么不能具有文学性呢?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作者批评观的很好展示。这主要表现在作者论述语言的诗性特征。其在保持学术语言的理论性的同时，尽可能的使学术语言也具有文学性、诗性。让读者感觉到中华母语的魅力。如“从20世纪20年代的沈从文到20世纪80年代的韩少功，其间有50年代的风云变幻。而楚魂，南方之魂却在风云变幻中不断顽强地释放着灼人的热能。这是怎样的文化奇迹呵!”(P11)这是散文诗的语言。“因此，我相信：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孕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间文化的勃勃生机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20世纪，是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世纪。20世纪，也是中国思想家、文学家重新发现西方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魂的世纪”。(P12)这有着诗人的豪迈。“是的，北方自有北方的豪情。——它不会被时光销蚀，不会被柔情化解，它是民族精魂的命脉所系；它还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象征，是人不甘平庸、不堪沉沦、不甘异化的血性的证明”。(P22)这是中华热血的沸腾。“世界不老。文学常青”。(P327)这是诗人不老的情怀。
第三，浓烈的当下情怀。作者能从当前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中去寻找、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在当下文学现实中吸取学术力量，从而对现实发出自己良知的声音。其往往端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内心却关注着外面嘈杂动荡的社会生活。其研究不仅仅源于对作家作品的文学兴趣，更主要的是这些文学现象所引发的自己的人生体验。正因为他的研究往往与当下现实贴得太近，内心的焦灼与激动只能通过滚烫的、跳跃的话语表达出来。因此，其研究一般不追求刻意的片面的深刻，而与人们所说的学术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在“‘五四情结’与当代思想”一节中作者写道：“既要启蒙主义的‘科学与民主’，又要民族主义的‘爱国与民粹’；既要走向世界，又要民族自尊；既要政治改革，经济起飞，又要思想革命，文化转型；既要激进的热情，又要理智的冷静……多少事，从来急；理想的构思落实到实处，就遇上了重重的难题，旧的矛盾未得到彻底解决，新的困惑又在不断涌现。在时代大潮前行的曲折航道上，浮躁的心态理所当然成为时代精神的典型状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断从‘五四’先驱者那儿寻找思想的武器，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之作出各取所需的说明——这样，‘五四情结’便成为了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主要源头。”(P276)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将自己真切的生存体验带入到了文学(文化)研究领域之中，其研究活动自然成为了自我精神的救赎有效途径，是对当下现实社会的发言。还例如作者所说：“在20世纪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的长期高压下，传统士大夫的狂狷之风已普遍被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心态所取代；到了思想解放、人性自由的20世纪末，现代化的浪潮又使得享乐、纵欲的狂热迅速流传开来，连不少知识分子也变得为所欲为、身陷于‘学术腐败’‘争名夺利’的泥淖之中时，就不能不感到世道浇漓。这时，再回眸陶渊明、嵇康那样的魏晋风度，就更加令人感慨系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风度已经成为衡量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一把人格标尺。那份率真，那份超脱，那份本色，真具有永远的魅力。”(P224)为什么要突出地提出这一点呢?90年代以来，当一些研究者在“凸现学术，讲究规范”的借口下，龟缩在自己的书斋之内，越来越远离现实(当然有一些学者则融入现实，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此当别论)在思想上趋向保守，作者有感而发。在这部著作中让人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
当然，通读全篇，这部著作也有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给人以匆忙之感。如“魏晋风度与当代文学”一节中有关“郭沫若的《蔡文姬》以及‘评法批儒’运动中的曹操形象”、“陈翔鹤与魏晋故事”以及“丰子恺与魏晋风度”部分在个案的选择上能看出作者独到之处和敏锐的学术嗅觉，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将这样想像铺展开来，因此想折射出“从20世纪20年代到当代，魏晋风度的幽灵不时闪烁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作中，证明着传统士大夫精神与现代文化精神的微妙而深刻的联系。思想解放、人性自由的冲动，将不同的历史时期紧密联在一起：只要有生命的激情，只要有审美的情怀，就自然会记起魏晋风度来”。的结论(P209)，总给人不那么信服的感觉，难道郭沫若、陈翔鹤、丰子恺三个人就能代表整个当代文学吗?不过作者对“当代文化思潮：比魏晋风度差了什么”的思考还是很有思想性和启发意义的：“狂狷，是人性解放的必然结果。但陶渊明、嵇康的狂狷更具有清高的品质，而当代的一些狂人则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粗鄙的本色来。”
同时，由于这部著作是作者近几年的研究心得整理出版而成，部分成果我们在《文学评论》等相关刊物上已经拜读过。因此，不时发现著作中论文的痕迹。如“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白朗》、《烟》是贾平凹近期的几篇较重要的作品，在表现神秘人生和神秘文化的‘当代志怪’小说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它们毕竟是贾平凹的一小部分作品，是贾平凹浩瀚的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分支。”(P269)这里的“近期”明显是指的90年代，再说贾平凹近期的作品是《秦腔》等。这是作者将原来的论文编撰成专著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还有一些材料的重复引用问题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些编目的处理上也欠推敲，如“新生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一节放入“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一章是否更好一些呢?也许作者有他特殊的考虑。
然而，这部著作与十多年前作者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样，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入门教科书。它必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时常研读、模仿的范本之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