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生命高处的隐喻
作者：林超然
1．别一种叙事。有人以《古兰经》里没有骆驼为据，断然否定它的作者是穆罕默德，怀疑的人忘了，对穆罕默德而言，骆驼是现实的固有部分，触目皆是，他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倒是那些伪造者、外乡人会更在意。博尔赫斯说：“认为阿根廷诗歌必须具有大量阿根廷特点和阿根廷地方色彩是错误的观点。”①以往不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可能对黑土文学存在某种误会，以为只能用那种本色的语言表达那种本色的生活，这也几乎是一种惯例，风雪、荒蛮、瘦硬简直成了黑龙江文学的别名。王立纯的创作无疑打破了这一僵局，他的文字中是用现代文化打量过、清洗过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生活与它的原态已有了重大差异，这正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作为新时期跃上文坛的王立纯，他出色地完成了第三代黑龙江作家应有的一种超越。他经常下乡采风，田间地头，酒桌上和火炕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但他克服了黑土文学传统的叙事局限，与生活站开的距离也恰到好处，对这方山水的风俗民情进行了大胆的重估。《笑一笑，或者说“茄子”》讲的是根宝和彩娣这对匹夫匹妇虽少些浪漫却多些踏实的生活。他们是小花小草，走入人群立刻就会被淹没，但喜怒哀乐里也不缺失出离凡俗的颜色，“随遇而安”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挺住”本身就是一则神话。他们并不张嘴闭嘴谈爱，几次涉险，验证也强化了这桩婚姻的抗打击能力。他们的生命有了一种韧性，他们珍惜有了笑纹的人生，他们是自己的英雄。小说背景已淡，人物性格的形成自有着北大荒的影响，曾经的那种近于恶劣的环境，让人们的心灵彼此拉近，大家相互搀扶共渡难关，更学会了坚强，作家看重的是特定地域人文风情的精神实质，所以地域性是化用而不是直用。简朴的生平也不乏诗意，作家对人物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
《铁拳》是荒诞年代里的荒诞剧。“铁拳”是一个杂凑起来的民兵组织，平素的作用不过是抓小偷、抓打架的，还在巡逻中抓获过两个用弹弓打路灯的小孩，像个治安队。在禁欲时代，他们对整治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女人有着一种特别的兴趣。“革命”最为彻底的民兵队长刘德胜的生理要求在长期压抑中以一种变态的形式迸发出来，“革命意志”被性欲打败了，竟企图强奸有生活劣迹的韩百合。刘德胜的自杀是人性试图冲决禁欲的一次失败的记录，作品有着刻骨铭心的写实性，重现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历史时段，我们能读出作家力透纸背的愤慨。但文字表面却是平心静气，不动声色，仿佛作家胸中再无火气，不去抒情，不去议论，只把事件呈给读者，一切听由他们评断。这份以大平静写大震荡的泰然，足以表明作家艺术创作心态的镇定与超迈。作品更多的是用汉民族共同语完成的，只有人物冲口而出、更便于表达时才用方言，这也直观地标明了黑龙江文学崭新的变化轨迹。
2．语言至上。王立纯曾经袒露过：“一入道我就注意打磨语言，使之最终能带有独特的个性化标记。”②他特别忌惮自己的语言沦为公共浴池里的拖鞋，任谁都装得进去。《苍山神话》以语言整体性的高品位成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它极为充分地演示了汉语的诗性品质。作品对于家事的感怀，会让人联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而其抚摸往事的专注，又令人忆及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品用语言将我们合围，阅读时我们难以阔步向前，必得处处流连，似有什么牵着我们的衣襟，挣脱不得，因为语言背后总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喻空间。放眼当代的长篇小说只有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为数不多的作品才有这般精细，我们甚至为作家担心，这样写是不是太拚命了。生命与文字对作家而言，是同一事物的两个称谓，这样润色文字和增饰生命也就完全叠合在一起了。汪曾祺曾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的基本的人生态度。”③王立纯用语率真、平易，放弃优越感，如对邻谈天，极具亲和力，他的古道热肠，他的赤子之心，他非凡的艺术禀赋也因之卓然可见。
王立纯备受批评家们推崇的幽默究其实源自作家的智慧，他的生活体验，他的乐观态度。“‘别这样……’她喃喃地说。然而这时我已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她的双肩，猝不及防地吻了她一下。这个吻明显铺垫不足，匆遽而不得法，而且我没有捉到她顽皮的舌头，使得这个本该隆重的初吻失之肤浅。我们都感到被湿毛巾之类的东西揩了一下。”(《苍山神话》)读了这样的文字，整个事件有如目击。他写中年男女间的调笑，堪称中国一绝，这样的文字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不难找见，有时干脆是俯拾即是。“金美娘骂一声缺德，说哥们儿，有没有红尾鲤鱼，镇上来了客人，是上头管防汛抗洪的，点名要吃这口呢。方老五说，我这儿有一条活泥鳅，专门给你预备的，扑扑棱棱直蹿，可欢实啦!”(《黑水河 白水河》)“内人哼了一声说：‘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有贼心没贼胆，有贼胆没贼款，什么都有了，贼又没了!’”(《2001年的革命》)虽偶见越轨，但终是无伤大雅，“那是一种很纯净的脏话”，“具有一步到位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凸显了特殊的文化环境特殊的生存样式，展示了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个民族的语言天赋，为作品平添了一种来自生活前线的味道。这也是作家贯彻“做人越老实越好，做文越狡猾越好”这一主张的生动范例。
王立纯还充分利用汉语的独特属性，另辟一个让西语只能仰望的世界。《苍山神话》写荆黎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心神恍惚，不肯接受这一事实。“他的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匆忙中走错了路，就像没看清‘太平间’的‘门’字里那个‘日’字一样。”早年电影院里的安全通道被称作“太平门”。“门”里无“日”则生，有“日”则死，生死只隔一道篱笆、只隔几个笔画，这是汉民族对生死的奇特认知。再如作家在阿拉新盲流户粗制的院门上挂一幅“百菜不如白菜，诸肉不如猪肉”对联，让世人一眼看出他们的自得其乐。《黑水河 白水河》里有个“来温司机”，他只对镇长李秋生一个人“来温”，可以为镇长洗脚，可以为镇长做任何事，他觉得镇长是全镇的爹。汉民族独有一种“绰号”文化，“来温司机”这个绰号无疑暗含着百姓的嘲讽。一切都可表明作家对母语的陶醉，在西语频频犯境的今天，他的努力已具有了守备的意义。
二、寻找微笑的苦涩之旅
1．绕开悲剧。多有论者热衷于赋予王立纯一种悲剧作家的身份，通过对文本的细致甄别，我们发觉这一结论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在《幸福的折箩》中，小黑猪诈称“因公受伤”，靠吃机关食堂的折箩度日，在事情败露后，他竟然不惜撞车自残，终于又找回了先前的活法。我们注意到“人又少了一个”，作品讲的是人格尊严的萎顿，精神扶贫才是最为艰巨的任务。王立纯继承了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敏感地指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流露了作家的隐忧。好在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都对小黑猪的丑行不屑，这是作家有意让我们松一口气。作家并没有专意去讲人类本身的的悲剧性，也没有去强调人生的幻灭感，作品中人物对于自身命运的不能把握也是偶见的，更为重要的是满纸都弥漫着王立纯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惯于介入各种社会主题，但不是金刚怒目式的，他做的最多的是提醒、挽回，字里行间有他的热望，只是他在寻找微笑时，有时会躲不掉一些阵痛，但读者不可以忽略的是他小说的主线总是带有浓重的人文关怀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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