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精神诉求与人文关怀
作者：左其福
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学科建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①经过几代文艺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文艺原理为指导，同时又广泛吸取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论成果及中国传统的文论资源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一直以“专业基础课”的优先地位在大学讲堂上肩负着重构学生的文学经验、树立“科学的文艺观”的神圣使命。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学的衰落，文学理论的昔日风光渐显颓势，因为无论在学理的逻辑建构还是在其教学的效应上，文学理论都面临诸多困境，如理论与批评实践脱节的问题、文化研究与文学性关切的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等等，无一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并急于寻求突破的理论瓶颈。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不断加强，要求理论“重建”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时至今日，“重建”的呼声没有丝毫回落的迹象，相反，相应的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举其要者，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化诗学的合法化及生态文艺学的初步建立。这些或许还仅仅是个开始，远没有结束。不过，正如美国当代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言：“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②这就是说，理论不仅仅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且也是对既成概念、范畴的批判，反思性是理论自身的永恒使命。因此，当代的文论建构在反思过去的文论的同时，也仍需展开对其自身的反思，否则当代文论的重建或许又将成为过去的文论命运的重演。
事实上，当代文论一直就是在反思、重构、再反思的格局中进行，是对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自身双重批判的结果。但其间并非没有阶段性的差异，比如过去我们就因倾心于基本原理的建构而一度荒废了对文学实践的精细考察，其结果当然是因缺少文学实践的有力支撑而形成理论的自说自话，最终导致文学理论的危机，直至出现“元理论的终结”。③近年来，在“元理论”建构普遍乏力、成效甚微的状况下，着眼于各种理论流派、各种理论命题以及具体文本的文化分析的理论成果正在不断涌现，“理论批评化”的趋向势不可挡。不管人们是否欣然接受，“理论批评化”客观上已经成了当今文论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因素，争得了不少的理论话语权，要想人为地抑制其影响，可能并不实际，也缺乏正当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批评化”就是完美无缺和无懈可击的。事实上，围绕该问题的激烈论争一直就没有停歇过，其中有关“文化批评”的论争就是显例。这或许是一个有益的信号，表明当今文论的建设有着比各种方法论更为重要的内容，人们希望从文学的世界看到更为内在而深刻的东西，比如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的“文学性”问题，只是“文学性”由于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指涉和牵连，其运用将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笔者姑且名之曰“文学的精神”，目的在于突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事件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和人格塑造所应具有的意义和功能。如果说，过去的文论（主要指建国后至90年代初）是为了理论而牺牲了文学，那么今天的文论在“批评化”的外衣下是否就必然回到了文学呢？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学者忧心忡忡，甚至毫不讳言地指出文学理论死了？④由此看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不值得人们特别的焦虑，它也不会必然构成对文学自身的伤害，因为文学理论可以作用于文学之内，也可以作用于其外，它可以“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迂回地作用于文学”，换句话说，文学理论“能够远离其起源而作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⑤因此，问题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于文学理论是否有文学，而关键在于有无文学之精神，文学精神的失落才真正值得我们倍加关切，这也是笔者试图在本文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
众所周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曾以其动人的魅力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和人格塑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据说孔子在音乐方面（可以广泛地理解为文学艺术，下同）就曾有过“三月不知肉味”的神奇体验，并感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他勾画出来的一条走向健全人格的诗意之路。柏拉图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他一方面尽管以国家的立法者自居，以要求真理的名义驱逐诗人，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自身对于荷马的敬意，并为表现“勇敢”和“聪慧”的音乐留有余地。⑥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音乐不仅是美的，而且是可贵的，它展示了一种人所应有的品质，是维系一个民族强健生命力的精神血液。鲁迅先生当年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并毅然做出“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他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同时他又强调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鲁迅先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条件下，委以文学救世的重任，这是对文学的精神承担的高度自觉。然而在世界步入２１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经济建设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发展和繁荣的首要目标，人们大都不再习惯鲁迅先生那股浓烈而急切的启蒙冲动，我们在此也无意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但仅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之普遍原则来看，鲁迅先生无疑道出了文学的深层原理和内在品质，即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一种人生的、精神的事业。
问题在于，我们期待于文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文学是以何种精神参与了历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馈赠？笔者认为，答案只能从人的内部来寻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生活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⑦在此，马克思明确把人的内在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所谓自由，是指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对于客观世界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所谓自觉，是指人类的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能动地进行，其活动的结果在活动开始时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因此人类的活动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才得出上述结论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难免“理论预设”的性质，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色彩，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人类都从未实现对“自由自觉”这一本质的真正占有。相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却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这一本质，甚至走向自我的反面。今天，迎接人们的不全是鲜花和笑脸，更有贫穷与痛苦。同时，日益泛滥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及权利争夺正在触目惊心地撕裂人性，人类不再如哈姆莱特所信赖的那样，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是在物化的世界中不断沉沦。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在人性“异化”的生存现实中，人类开始了自身的反抗和挣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二），苏轼的“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等等，其实都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真情表白，而且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的任何的生命个体内在反抗的真实记录。这就表明，缘于主体与对象、内在与外在、世界与心灵的彼此决裂，文学显示出了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即文学的精神存在于人类的理想与现实、片面与完整、有限与无限的永无休止的对立与困惑中，它是作为个体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世俗人生的超越性努力，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普遍升华的意向及能力。而所谓超越与升华，又无非是保存自我之真实，实现对于自我本质的深切领悟和全面占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精神既不是空空如也的机智，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诙谐；又不是无穷无尽的知性剖析，更不是什么世界理性。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有所知的决断。精神是对在者整体本身的权能的授与。精神在哪里主宰着，在者本身在哪里随时总是在得更深刻。”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它既不是黑格尔式的外在于人的绝对理念，也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而就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人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全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不可测度性，它关联着人的激情与梦想、追求与失落、欢乐与痛苦。海德格尔将精神视为对于存在之真的询问，以此抵制世界沉沦的威胁，虽是哲学意义上的“精神”表述，但却极为契合文学艺术的实际，因为文学就是个体生命的诗意栖居，它通过语言的升华和独特的想像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完好的世界，从而呵护着人类存在的家园。因此，笔者认为，不论社会如何变化，文学形态如何演进，只要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矛盾性结构没有根本性转变，那么文学就不会终结，文学的精神就将长存不灭，而作为“文学”的理论，就应当竭尽所能地展示出文学的精神，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即人的存在价值的立场去诠释文学的全部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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