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２１世纪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何以可能
作者：徐 珂
一、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应该说，21世纪中国文学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是包括文学在内的现实实践的发展的结果，它适应了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需要，同时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真正融入了世界经济政治全球化之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最新的一份百余名司局级干部调查问卷得知，约有52.42%的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①这种趋势有利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使文论在内的文化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由于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多缺失以及语言的障碍，由于西方文论被大量的译介，也由于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各种形式的矫枉过正，使得中国文论在理论研究资源上甚至超过了西方，而在对待西方文化和文论的态度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从过去对西方文论的盲从发展到对西方文论的辩证批判和吸收。比如，王宁先生在《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一文通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释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王宁认为，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②再比如，童庆炳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一文中批判了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观点，童庆炳认为，米勒强调在新的高科技感性王国中，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消失能够引起我们思考，并有所启发。但米勒的错误在于他把文学的变化归因于媒体的改变，事实上文学变化的根据在于人类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另外，米勒从马歇尔·麦克鲁汉的媒介就是信息直接推论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的结论，也是大而无当的。拙文认为，文学终结论西方最早应该是黑格尔提出的。近来，西方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和米勒都认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文学已经走向终结。中国学者为此与其展开了论争，认为文学终结论是不科学的，文学仍然具有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解构主义者的一个误解。实际上，德里达和米勒所说的文学终结论是指传统的文学艺术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并不是一种消失，而是一种完结，一种成熟的状态。文学本身仍然具有生命，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科学技术对传统文学艺术的破坏和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创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只能说明文学是不断发展前进的。③我认为，这场全球化浪潮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几个理论观点的碰撞，而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变革和发展的机遇，必须抓住机遇，确立民族自信心，乘势而上。邓小平说过，“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④它们“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⑤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未来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同一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文化只有在对撞中产生新的自由自觉的创造力，才能促进本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进步。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考虑到了各种文化碰撞对文学批评产生的巨大创造力，倡导多元化的自由创造精神，同时坚持了文艺审美意识形态性质，使文学批评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精神，顺应了世界文化和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潮流。
就中国国内的情况看，21世纪中国文学多元审美意识批评适应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逐渐回归自我，兼顾了文学批评的审美精神。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文学批评者不考虑中国的国情，搞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有些人则借口文学批评的审美精神，搞个人主义的情感宣泄和经验化的说解。有的则没有国家大局意识，盲目参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没有把中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合理的结合起来，试图与外国人搞生态美学式的“军备竞赛”。有的批评家却在西方文论下自倒其下，缺乏主动创新和批判精神，使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充满了后殖民主义的情结。这些批评都背离了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实际。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以社会心理为中介反映现实生活，从而直接或间接反作用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因此，它必须注意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来分析当前我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心理，注意与劳动人民的情感沟通和心灵交融。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去思考和批判文学中的生活世界，既不能保守主义地回到中国过去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批评，也不能激进主义地跑到后现代主义零散平面化的世界里去。同时，也应注重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和审美意识，避免肤浅化或庸俗化。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就适应了上述需要，不但有利于发挥各族人民的文学批评的审美创造力，也有利于张扬我国的主旋律，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的繁荣，从而正确发挥文学批评自身的功能。
二、 文学多元审美意识批评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需要
就中西文学交流看，西方文学批评的多种理论流派为确立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源，也是中西文学批评整合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它既符合我国的“双百”方针，又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西方古代、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批评被大量引进中国，如象征主义批评、印象批评、心理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映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形成了由各个文学思潮不同理论概念和术语组成的多元文学理论体系，极大的丰富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话语以及思想资源，也逐渐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西方文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名词术语、美学范畴以及理论体系，比如，先秦诸子的“诗言志”、“兴观群怨”、“文质彬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解衣盘礴”等文学观点；六朝形成的“外儒家而内释老”的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特征；唐宋金元形成的以意境和韵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理论等等。中国“五·四”时期掀起了反古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思潮，鉴于中国古代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等原因，许多人认为，要使中国富强民主，必须从变革文学开始，这种思想尤其使得中国文坛逐渐淡化了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视，例如，梁启超就说过，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模糊语言和直悟型思维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工作者那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继承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学精神血脉，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至今往往仍缺乏深刻的抽象理性致思和哲学精神，往往局限于感悟型批评，也为21世纪多元审美批评形态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或者说，提倡多元审美意识形态也是当前普遍存在的感悟型文学批评进步的现实必要保证，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树立了一面可以有的放矢的旗帜，另一方面却为中西文论审美精神的整合提供了多元思想资源。进一步说，虽然我们当下都在言说西方文论的话语，但很大程度上却是隐含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虽然从外在看中国的话语主导权操纵在西方文论手里，但由于中国文论的内在审美精神和气质具有独特的自主排外性，比西方文论更具保守性，缺乏西方文论内在的开放性，从某个角度说，真正的主导权却操持在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手里，只有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才更容易具有中西文论的内蕴。比如，中国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有话语主导权问题，有人文精神的重建问题，等等，都为形成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可以创新的结合点及其理论资源，同时，文学自身的发展也为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方向。例如，近十年来兴起的摄影文学，从其本身的技术制作层面来看，摄影技术和复印技术都是西方科技理性的产物，但是，摄影文学能够把这些要素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起来，沉蕴了中国诗画合一和西方诗意的栖居等文艺精神，以及中国的民族精神个性，为当下的文学读者所喜闻乐见，不愧是一种民族文学的当代创新。⑥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强大，加上中国文学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在内的中国文学也一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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