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平衡与生长：中国先锋诗歌的文化走向
作者：吴井良
一、同盟与分裂：先锋诗歌必然的文化路径走向
众所周知，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坛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文化春秋”时代，凸显的结果便是1986年“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问世，而后迅速形成两大诗歌审美群落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应该说这两大诗歌群落发轫之初是带有文化同盟性质的。它们共同的“敌人”是朦胧诗，它们对朦胧诗的审美颠覆和消解，尽管采取的路径和文化策略不同，但它们的战略理念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反意识形态奴役化的精神向度上”，先锋诗歌的“各种流派间有着惊人的一致”。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同盟军亦不为过。我们知道“莽汉”、“他们”、“大学生诗派”等平民美学一翼，“以对朦胧诗的唯美化‘贵族诗学’的抗拒，在粗鄙化的路上滑行”。③他们主张用自己的肉身与现实搏斗，呈现出一种文化解构与去蔽的审美意味，坚持口语化和平民化的抒情策略，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人间烟火的温情与肉感的想像和亲切。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民间写作。“民间写作”在对待朦胧诗的立场上是激进的是彻头彻尾地革命，在态度上不妥协、不合作、毅然决然。而“知识分子写作”却是在“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文化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承继了“后期朦胧诗的文化、玄学意向的同时融合结构主义理论，做更典雅的‘表演’”。④他们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是以批判自省的文化启蒙者身份自居，在语言资源上主要以“欧化”为主。在对待朦胧诗的立场上，有批判有继承，属于温和的文化改良主义者。这一点上与民间写作不同。应该说“知识分子写作”是在批评与继承朦胧诗的同质资源中完成了自身的美学转换，更具知性和玄学特征，它的精英化和贵族化倾向与朦胧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更多地走向了形而上的理性沉思。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走向同盟与分裂是文化的必然。当朦胧诗以经典化的方式结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高峰之际，便来自“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不同形式的狙击，“民间写作”是以釜底抽薪式的，走的是另一种暴力式的文化途径；“知识分子写作”是采取内部瓦解与分化式，走的是更加精英化和贵族化的审美套路。可以说在颠覆朦胧诗这场伟大的审美革命中，“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是两支极其重要的主力军。它们之间“虽有分歧差异却更多交融互补，彼此间还不时传出一些友谊的佳话”。⑤但是随着朦胧诗美学的消解，“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各自审美原则的建立，它们之间的文化同盟便不复存在，走向分歧、对抗必定是历史与文化的应然选择。
二、原欲与理性：先锋诗歌两种文化冲突的向度
“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主流话语权和大师情结等因素之争。我还是愿意把它看作这是两种文化冲突与撞击所呈现出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是古希腊文学和西伯来文学。古希腊文学具有“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这种“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⑥而希伯来文学“强调的是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⑦显然，希伯来文学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学。由此看来古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分别代表不同文化，这两种文化关系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原欲（情感）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关系。那么，一切文化的纷争与诉求，其基点或许就是从这里渐渐展开。对于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影响不可能不深。如果我们回眸一下中国现代新诗近百年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这两种文化始终或隐或显地交错向前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都是均衡的，有纷争有合作也有相融，总的看来倒也相安无事。当时光的河流指向20世纪末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诗歌纷争在“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遽然爆发。关于论争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和解释，但细究起来我认为还是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之争。于坚曾经说过,“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因为后者常要标榜某种彼岸式的意识形态。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中，另一种意识形态被神化为彼岸、远方、理想主义，成为‘生活在别处’的全部理由。不依附此权力话语，必依附彼权利话语。而民间依附的永远只是生活世界，只是经验、常识，只是那种你必须相依为命的东西，故乡、大地、生命、在场、人生”。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民间写作”代表的是原欲型文化，“民间写作”或许不排斥自身部分理性的存在，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原欲型文化；“知识分子写作”代表的是理性型文化，“知识分子写作”也涉及到部分原欲问题，但整体上应属于理性型文化。
“知识分子写作”是相对于“民间写作”的一种特定称谓。诚然，“民间写作”者也是知识分子。但“民间写作”中 的含义与“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知识分子写作”中的知识分子是集合体的名称。我们所说的是指“知识分子写作”中的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西方学界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精神”。⑨在中国当代对知识分子形成的共识是：他们是一群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人，他们勇于追求真理，敢于为理想而献身同时又极力标举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知识分子写作”与这一文化精神可谓一脉相承，但也形成自身鲜明特色。
一是“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智性的思想型写作。早在1987年8月，西川出于对用市井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担心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于是在《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上，首次提出了“诗歌精神”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其主要指向文化启蒙，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而后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一批“知识分子写作”者的推波助澜，使“知识分子写作”开辟出一条蔚然壮观的智性河流。恰如程光炜在《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等文中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实绩进行了评估。他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所持的文化立场就是凭借知识优势，以批判、自由的个人化精神和人格魅力介入时代和社会，以现代新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建构新的现代知识系谱和话语方式，以达到对当下物欲精神的救赎和世俗思想的启蒙。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写作”实力派诗人西川才曾明确地说在中国要做诗人必须先做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这种精辟的认识在“知识分子写作”中产生了普泛的共鸣。因为在中国缺少的不是诗人而是思想家。只有思想的澄明才能开化和普救芸芸众生，才能完成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道义上的责任。自“五四”以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始终热衷于思想启蒙运动，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他们以文学为武器反帝、反封建和揭露蛰伏在人们身上无意识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不得已于1937年中断，并由显性转向隐性。从此中国的现代文学开启了另外一条显性的救亡图存的文化之路。尽管如此，思想启蒙的涓涓细流仍不绝如缕。如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仍然进行着不懈的精神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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