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化为灵魂的精神记忆
作者：甘成英
迟子建曾经说过：“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所熟悉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对这些所知所识的事物的认识，有的时候是忧伤的，有的时候则是快乐的。我希望能够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看出深刻来，同时又能够把一些貌似深刻的事物给看破，这样的话，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我都能够保持一股率真之气、自由之气。”（《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第37页）迟子建向来远离文学创作的中心流派，人们很难把她的创作纳入一种文学流派而去讨论其对整个创作界的意义，她对现实的艺术选择，往往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当其他作家热衷于光怪陆离的现实表现时，她则沉入自己内心之中，与人们熟悉的那些东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倾心于文化精神的艺术体验。她那种清纯似水的语言，那种娓娓叙述的风格以及她无限敬畏的北极村，都使她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她也似乎只属于自己，而不能习惯于哪一个流派的框归。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坛上的迟子建是孤独的。不过，这种孤独也许对她是一种恩惠，她没有为一时的潮涌所动，长期写她钟爱的北极村，这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她的创作态度。
迟子建的深刻与率真并不意味一种单纯，这是一种来自于民族禀赋和文化修养的艺术呈现。如果说她二十多岁时的作品纯美而稍嫌幼稚，基本依靠文学的直感和少女式的忧伤去营造小说美仑美奂的情景的话，那么，成熟之后的她则是依靠自身的知识、阅历的不断增长，将写作视为一种自觉的责任。作为一个东北作家，迟子建怀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意，以极具特色的民间立场书写那过去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显得异常恢宏和厚重。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借“我”——年届90的鄂温克老人——这个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讲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所经历的悠长而伤感的发展变化史，穿越的时间跨度则更加久远。概括了几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使这部以迁徙漫游为主要情节的小说，具有了民族成长的意义。作品由于对某些现代文明形态的质疑与反拨，对人类真情的渴望和生命意义的追问，使那些值得珍重的人生记忆，为充满艰辛的生命之旅注入了激情。故事层面的写实笔法和思想层面的怀疑精神，通过深度的心理体验，诉诸于充分个性化的语言，使得整部作品浑然天成。作品从具有真实背景的鄂温克人的一次当代大规模搬迁写起。“我”的女儿达吉亚娜在依莲娜（她女儿）去世后对原始的山林生活异常痛恨，她认为原来居住的激流乡太偏僻，交通不便，医疗没有保障，孩子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将来就业困难，这个氏族将面临退化的命运。所以她联合了其他几个乌力楞的人，联名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个下山定居的建议书。氏族部落里除了“我”和安草儿外全都带着家当彻底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大山，到了一个新的定居点布苏。“我”送走了那些远行的晚辈们，开始向雨和火讲述这个氏族的古老故事，为人们展现了鄂温克民族中这个古朴的氏族部落的生活状貌及其地方风俗人情。迟子建在作品中采用了双重女性视角，女叙述人实际代表了作者创造意识的两个侧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那个成年后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迟子建，她从旁观者的角度向读者描述了一个闭塞落后而又风格独特的民族聚居区。这种以旁观者作为叙述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策略，意在为自己的故事增加一些客观力度，迟子建对于自己故乡的认识又只有通过与外面大千世界的比较才能达到某种广度和深度，因为一个人只有认识了世界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迟子建既要和自己的故事背景融为一体，又提醒自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站在正中间。另一方面，叙述人也为作家传递了一种情感信息。身处当代社会的迟子建没有忘却故土，相反，她对自己挚爱的家乡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笔墨，作者和叙述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感情交流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迟子建的这两种意识自我在叙事结构中是由第一人称叙述来完成的。叙述人在作品中是作为行为的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出现的。在多数情况下，她是让人物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给读者引见人物，叙说人们的音容笑貌，介绍场合地点，记录时间流程。迟子建组织素材的精湛技巧使叙述人巧妙地穿插于各个人物和故事之中，成为读者的向导。她那些貌不惊人的评论（如作品上、中、下三部的“引子”和“尾声”）为读者穿透叙事表层、领略故事的内在涵义起到了搭桥的作用。小说人物的世界正是通过这些故事中的故事才完全展示给读者的。
叙述人从记事起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该河中国一侧）整个鄂温克氏族部落重大活动的参与者，她经历了太多的人生事变，她生活的山林既充满欢乐喜悦，又遍布生存的艰辛甚至生命的陷阱；她亲眼目睹了周围的亲人、族人一个个先后离开这片土地，她的父母、姐姐、两个丈夫、妮浩、哈谢、依芙琳、达西、维克特、马伊堪……这种悲伤甚至死亡的叙述气氛的营造与迟子建的自我经验也分不开。她生活的北极村，不过几百户人家，她曾经参加了无数的葬礼。所以作品中她写人物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没有刻意的设计。在迟子建看来，死亡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突然的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她曾说：“祖父和父亲去世时对我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有特别心痛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气氛是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与其所属的群体文化经验的结合体，迟子建的超拔之处，就在于她以独具个人意义的生命体验沟通了自己所属群体的共通的文化经验，并且将这种体验与经验用恰当的文体和语言表达了出来。对生存真相做出了独具个人意味的解答。
当许多作家醉心于以新的、西化的、现代、中心、都市的文化眼光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民间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迟子建做出了几近反方向的文化选择。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这种对于边缘的民间的文化立场的坚守使得迟子建的作品成为解读当代作家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态的独特文本。《额尔古纳河右岸》非常精彩之处是作家对那些生活在艰难而自足中的人们既极富感情又十分深刻的刻画。她笔下的重要角色几乎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这不仅因为那些老人继承和维护了这个民族过去的价值观念，见证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也是他们的后生们都出于各种原因要弃乡而去，他们在文化意识上要留守这个民族的血脉根系。“我”虽然年事已高，虽然山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陌生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保持的依然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甘愿忍受穷困、孤独乃至衰败。叙述人不无惋惜地认识到，这个山林里发生过的一切故事都将消逝。小说中和小说外的作家对此露出了无限的眷恋，同时也带着深刻的无奈。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她认为，遗忘山林绝不应该是向读者推荐的唯一生活方式。
小说中，主要人物林克、达玛拉、达西、拉吉达、瓦加罗、哈谢、妮浩等都是集独立、自给、智慧、耿直、实在等等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人，他们以放牧、狩猎、捕鱼、制奶、炮制为生，待人和善，机智聪慧，他们靠坚强的个性、内在的睿智和勤勉的劳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延续着种族的发展。我们在作品看到的多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他们与大自然高度和谐，一片树林、一片大地、一片蓝天，迟子建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的图画。作家将他们描绘成了大地山林的化身，大地无比开阔的胸怀、洞察万物的智慧在他们身上都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他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死，那种吞吐吸纳的壮怀与潇洒非常感人。达玛拉坚毅的外表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情感。她曾经被林克兄弟俩同时爱上，她其实对这两人都有好感，林克与其兄比试射箭赢得了达玛拉，她先后死去了两个女儿，中年时林克也死了。当初深爱着她的林克的哥哥尼都萨满对她依然情炽似火，但她不为尼都萨满两年多对她的热诚所动，对尼都萨满只有敬重及至可怜，直到尼都萨满为她做了那件融入了自己血泪真情的羽毛裙子时，她才被打动了，她接受了它，当然这也等于接受了他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是为氏族所不容许的，注定使他们因痛苦而癫狂。人们无一例外地抵制着他们的情感，“可我们实际做的，不正是熄灭她心中火焰的勾当吗！我们让她的心彻底凉了，所以即使她还守着火，过的却是冰冷的日子”。达玛拉是那么孤单无助。她把自己深深地包裹起来，只有在她独自面对涛声汹涌的山林敞开心扉时，内心的悲痛凄苦才可以得到短暂的倾泻。在达玛拉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迟子建对大自然的处理也并不是纵情地讴歌和赞美，相反，她往往把它处理成了一种挽歌，她认为，大自然带给人们的伤感，同它带给人的力量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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