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小说的“叙述”与“诗意乌托邦”
作者：潘正文
张学昕对于当代小说艺术思维的思考与关注，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小说的“叙述”，即作家如何“‘说’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精神的存在状态”，“在对世界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表现和把握过程中，如何摆脱和超越以往文学表达、文学想像的局限和传统艺术模式的束缚、制约，从而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达洞穿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而直指人类、人性的心灵内蕴”。①
二是小说的“想像空间”，即作家赋予了自身所悬拟的“诗意乌托邦”何种可能性，这种可能，与传统的文学空间构成何种关系，它在人类的心灵限度内获得了何种拓展，如何以艺术的舞蹈飞越了既定的历史链条——从而在何种共时性的向度上放飞了对于人类之“在”的缅想。当然，将研究定位于这两大领域的当代艺术评论并不鲜见，但《唯美的叙述》的独特和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以繁花似锦的艺术概念和新见拓展了这两大艺术评论空间的各种可能，而且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冲破了诸多的文学“禁忌”，重新擦亮了长期以来被习惯思维所禁锢和为“理性” 霸权所遮蔽的诸多创作方法、艺术精神、人文取向、存在方式，从“艺术”与“诗意营造”的角度给予了其合理的艺术评判。
这主要表现为，张学昕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大量引入了“寓言诗性”、“戏仿”（《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寓言诗性特征》）、“性别文体诗学”、“寓言性结构”（《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与发展》）、“诗的或然性”（《多重叙事话语下的历史因缘》）、“写作发生学”（《“虚构的热情”》）、“拟旧”、“间离”（《在现实的空间寻求精神的灵动》）等等极具“弹性”而富有阐释力的艺术概念，增添了当代小说艺术评判的各种适用武器；而且这些概念的纯熟应用还“制造”了一种几乎是全新的极富表现力的理论语体和阐释体系，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新范型。
同时，张学昕对“唯美”、“颓废”、“中性写作立场”、“诗意乌托邦”等诸多被视为文学“禁忌”的艺术构造方式、价值取向、文本空间，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和艺术定位，并从中发掘出这些“禁忌”背后被遮蔽的诗意化艺术可能，从而解放了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思维局限，还原了文学自由翱翔的七彩时空。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以西方的启蒙为参照开创了全新的艺术空间，但它奠定的诸多文学规范，并由这些规范形成了诸多的创作“禁忌”之后，中国文学的想像空间也就受到了极大的删削。如“人的文学”的规定在被人们简化为不能写“神”、“鬼”的禁忌之后，中国文学所可能具有的魔纪时空就此消隐，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拿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们自己只能跟在拉美作家的后头重新回视不避玄幻的中国传统文学。而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将“唯美”、“颓废”视为贬义词之后，我们的创作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对于某种生命存在、心灵律动、“情绪体操”所可能具有的诗学意义。而当我们将“先锋小说”以来的“中性写作立场”、“诗意乌托邦”视为作家无所事事的精神游逛之后，实际上也就等于为我们的文学探索设置了重重的禁区，作家在谨小慎微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之时，其艺术思维难道还能自由自在地诗意飞翔吗？所以，学昕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对各种文学“禁忌”所作的解放，不仅拓展了艺术评判的研究时空，而且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艺术空间和艺术思维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谓是功莫大焉。
在当代小说研究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小说）的艺术评判，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的小说整体局面呈现为一种无主题的变奏、杂奏、乱弹，按陈思和先生的说法，就是处于一种“无名”状态。这就为研究的归结和命名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其次，“先锋小说”所开创的叙事万花筒及其后续力量，以一种极强的张力逸离了研究界的既定视野，给文学的传统阐释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次，个人化写作与心灵化叙事的盛行，诗意乌托邦营构对于原有写作显性价值立场的替代，则往往让研究者觉得无从下手或无所适从。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往往最能考验和显现一个研究者的艺术功力。但张学昕的《唯美的叙述》，总是在难以下手的地方以叠出的新见显示出一种游刃有余的气度和魄力。我觉得，张学昕的这种成功，主要来自于其细腻的艺术感觉和敏锐的理论刀锋。
在阅读《唯美的叙述》时，我曾经多次掩卷长思张学昕细腻的艺术感觉何所来自，因为这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是最具范式意义的地方。开始时，我隐约感到这可能与“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他的艺术研究思维的影响有关，而在《当代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等论文，特别是学昕兄成就最突出的苏童研究系列论文《“虚构的热情”》、《透过生活氤氲的精致叙述》、《发掘记忆深处的审美意蕴》、《灵魂的还乡》等等当中，其行文的蛛丝马迹也确实透露了这种可能。但当我更进一层地思考为何诸多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研究者却并不一定具有这种艺术的细腻感觉时，我才慢慢地意识到了学昕兄的真正成功之所在，那就是在普通研究者在忙于用各种理论去阐释和“硬套”作品时，张学昕却在反其道而行——在细细地品味小说文本之时超拔地尝试着从诸多的小说中“提炼”当代小说理论。所以，与诸多研究者惯于外在地以“理性”的价值标准去删削作品的“感性”审美不同，学昕兄擅于从小说文本内部的“感性”展示入手沿螺旋曲线上升为“理性”归纳，这种细腻的研究方式使得学昕兄超越了以理性化的方式大而化之地将价值标准一分为二的霸道。
这种尊重作品个性的细腻做法，我认为可以归结到张学昕独具范式意义的研究立场上，而这种立场，又与他的研究对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有关。对于当代小说的长期浸染和精心的艺术“提炼”，使张学昕富有一种与当代小说艺术非常切合和融洽的艺术气质，这种气质可以归结为对于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渴望。众所周知，启蒙的“理性主义”价值标准虽然给人类的思维带来了“明晰”，但正像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伴随“理性”的明晰而来的则是“正与反”、“对与错”、“美与丑”、“崇高与卑鄙”、“好人与坏人”……等等的二元命名，其结果是为“必然”霸权对于“或然”的专制制造了理论依据，②
这既可以体现为现实层面以崇高自命的日耳曼民族对于被强制地命名为势利、卑鄙的犹太民族的杀戮，以及“文革”中“好人”专政下“坏人”的世界末日；也可以体现为心灵和艺术层面的僵化思维、文本暴政、话语暴力对于个性的扼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的一种显著价值取向，就是力图消解二元对立的暴力型艺术思维方式，小说由“共名”到“无名”、叙事万花筒式的写作、诗意乌托邦想像空间的营构，都与这种取向有明显的关联。张学昕显然对于当代小说的这种立场有着超乎寻常的感受和认识，所以，虽然作为一名钟爱叙事艺术解剖的艺术评论家，张学昕却在“文体”研究之上，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在更高一层的意义上关怀人类现实的“隐性介入”式研究立场。这种力求避免话语暴力的研究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要高出追求所谓“科学性”的二元对立研究方法许多。这也许就是张学昕钟爱诗意化的理论语体的内在原因，也是其艺术评论的感觉细致入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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