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话语”理论视阈下的２０世纪中国新诗
作者：刘金冬
作者从对“话语”概念的辨析出发，自定义本文的“话语”涵义，即“长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它既可以是一个语段，也可以是一个语篇，但往往形成某种应对（对话）关系”。而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诗性“话语”，“诗人与世界事实上是通过诗歌文本进行着对话，万般意蕴都交汇在对话关系中”（第5页）。那么，新诗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它要追问的是哪些问题呢？就是：是谁在说，说些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说的，面向谁说。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话语的方式和面目，因此，对这些相关因素的探讨就构成了新诗的“话语”研究（第6页）。“话语”这个词的内涵经历了从语言学领域向哲学领域拓展的过程，并最终进入了思想史和文化学领域。张桃洲把“话语”用于诗歌研究，基本上是使用其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但又不能用诗歌“语言”这个词。因为话语包含了“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的含义，话语既可以指语言作品，还可以指一切使用中的语言和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包括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状态、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人格修养等等。引入话语理论之后，作者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新诗为什么是“这样”的，以代替以往评论家多着眼于新诗是“怎样”的问题，并进而探询“这样”的新诗的内在机制及其与时代相称的“现代性”质素（第4页）。
在本书中，作者把新诗本体和新诗历史都看作是一种话语，从中考察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性的表达”（第12页）。考察的方法是以话语为理论根据，以中国新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诗学疑难、症结及诗人诗作的个案为出发点，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从理论上剖析中国新诗“话语”所包涵的各个要素：语言、格律、人称及其与此相关的诗学潮流等，对百年新诗的诗学症结难题一一进行检索；下篇着眼于对重要诗人所带出的各种诗学历史现象的详细解析，诸如九叶诗派、冯至、臧棣等，以便更清楚地展示中国现代诗人为建构新诗话语所做的各种努力。
那么构成新诗“话语”的语言基础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就是现代汉语的生成。因此，敞开现代汉语的生成过程，分析它“既非白话也非西语更非文言，而是在这些资源历史地融合后的语言”特征，对于从语言方面考察新诗的本体性就具有重要意义。书中通过对比现代汉语与文言文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上的巨大差别，认为正是“语言的变化重塑了诗人的思维方式”，使新诗的“物我”不再具有交融性和移情特征，新诗诗人是以“全景式”手法描绘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并以此来代替古典式的“以物观物”、“目击道存”的写作方式。新诗写作应该考虑到现代汉语在“欧化”背景下获得的“西质中形”的品质，在“非诗化”的语言中探询其“内在律感”，“找到一条既饱含了诗情又应和着心弦的诗形”（第13页），作为未来新诗的起点，是话语研究新诗的意义所在。
梳理百年新诗的症结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作者有一种对当下学术重建的热情和使命意识。对过去诗学论争的重新考辨，都与现在的诗学建设相关联。学者的责任感与参与精神使所有问题的探讨都围绕当前新诗的诗学难题而展开，也都以当前的诗学建设为归宿。如第七章“透过鲁迅考察中国新诗的境遇”，作者对鲁迅诗观的分析落脚于汉语语言的自审和诗歌精神的恢复两方面的重建工作。本书基本上是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立足于新诗的现实语境，力图解决那些构成新诗发展的瓶颈性难题，为新诗的未来给出策略性方案和方向性建议。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最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对现实关怀的精神。
新诗的症结问题就是新诗的语言问题。因为对于诗歌来说，语言不仅是其物质材料，也是其物质载体。因此，没有语言就没有诗歌，语言是诗歌存在的前提性条件。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古典时代的写作结束了，从福楼拜到我们的时代，整个文学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而“新诗致命的内在困难首先即是所用语言（白话）自身的困难”（第91页），因为白话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手段性作用，所以，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是不彻底的，也是未完成的，由此导致了新诗语言的仓促、浮躁、词意浅露的毛病。新诗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如为启蒙大众而从大众那里求取语言资源，而大众的语言又不适合于新诗，使新诗的一次次的大众化（民间化）运动步入误区，以“新民歌运动”为烈。因此，“问题不在于新诗能否以及怎样‘大众化’，而在于如何辩证地看待新诗与‘大众化’的关系”。应该把新诗与大众化相关的全部问题都纳入到新诗自身的发展之中，才能对新诗的本体建构有意义（第67页）。再如，对废名的“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的论述，作者认为废名对诗的“文字”的强调，是抓住了“新诗‘形式’问题的重心——语言”。因为新诗的语言是现代汉语，这种语言的特殊性带来了“新诗即敞开又隐晦的本质特征”。与古典汉语的简约、蕴藉、含蓄不同，“现代汉语更多地沾染了口语的杂芜、粗糙等性质”，具有日常性、连贯性及流动性特点，适于叙事和描述，不适于抒情。因此，新诗不可能是严格、整饬、音乐化十足的“诗的文字”，只能是具有口语化、散文化特点的、长短不一而参差错落的“散文的文字”。对此，作者承认新诗不具备某种成型的“格式”。“对于未来的新诗而言，如何依据现代汉语本身的浮泛性、多样化、多变性等特点，在配音（韵）、组词、结句、建行等方面充分考虑到语言的‘非诗化’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灵活性、自主性优势，似乎应成为新诗建构的新起点”（第110页）。
在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上，作者所选取的大多是现代主义的诗人和诗论，与理论上在诗歌话语的探讨互为印证。冯至的《十四行集》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精品之作，作者认为《十四行集》是关于生命、生存的暂时性的思考，即“非永恒性”——这既是人存在的全部本质和尊严，也是人无可逃脱的宿命——有限、暂存与必死。以此为基点，探讨其形成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冯至早期诗作的哲理性构成与其长期沉浸于里尔克的精神熏陶。《十四行集》要追问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实在’？如何正视‘我们生命的暂住’并达乎超越？”诗人通过诗歌回答了这一追问，“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第151页）。作者把《十四行集》所开辟的道路称为“纯然现代主义之思”，并认为“从《十四行集》到‘九叶派’，这是中国现代主义诗的新的精神传统”（第170页）。
作者从各个方面辨析了诗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问题，回应了王光明在《现代汉诗：新诗的再体认》一文中对现代汉诗的命名：“它意味着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正因为语言在诗歌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从语言出发去探讨诗歌问题就抓住了诗歌的根本。从全书的章节安排来看，这是一本论文集；但也可以看作是一本专著，因为作者始终从话语理论出发，把诗学症结性难题归结为对语言问题的忽视，并由此探讨诗歌生成的本体性问题，始终执着于当前的诗学重建工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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