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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的孙少山
作者：孙 苏
让我们来看看1982年的孙少山。
孙少山曾经写过一篇纪实性散文《1968年的我》（《十月》1999年第4期），在这篇长篇散文中，他认为，1968年是他生活的转折点。就在那一年，他背着母亲，从山东老家跑了出来，因为老家的生活让他没有了希望，他在文章中写道：“年轻人你可以叫他流血流汗，可以不给他饭吃，不给他衣穿，但你必须给他希望，不管这希望多么渺茫都可以。只要你给他希望。没有希望是最不能忍受的。”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闯关东之路。那一年，他22岁。
当时的孙少山可能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自己勇敢行为的激动。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他写作这篇回忆性散文时，却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这次行为，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后来在东北的“他”，已和老家的那个“他”没什么关系了。这是多年来他对人与环境关系进行思考的结果。他认为：“人是一社会的总和，从肉体到精神都是你所处的那个环境造成的。你的肉体每时每刻地进行着新陈代谢……而人的精神更要受着你所处的人文环境的制约。”因此他宣布，1968年对于后来的他而言，是出生的一年。黑龙江，让他重新降生。
环境与人，成了后来写作小说的孙少山最关注的问题。这个环境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的生存环境。它因此而将孙少山在小说中对人的命运的描写提升一个哲学的高度，从人的生存层面而不是生活层面上去探讨人的存在价值。这种哲学思想成了他的主导思想，涵盖了他大部分作品。在小说中，他致力于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冲突，对抗，妥协，融合等，荒谬或者绝望，以及身处其中的的主体姿态。发表于《北方文学》1982的第二期上的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就是集中了他这些思考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至少让人们产生了不敢小觑的感觉，引起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他因此而以一个无名之辈的身份登上了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领奖台。如果说，1968年，让孙少山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那么，1982年，就是孙少山命运转折开始的第一年。
《八百米深处》是孙少山创作的第二篇小说，写作此篇小说时的孙少山本人还劳作在地下八百米深处。他所生活的小村庄偏远闭塞，没有什么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可给他以滋养。他知道“小说”可能来自他的高中学历；而他写作小说更多的是由于生活的无聊。乏味，单调、沉重、辛苦、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生命常态，让人们变得麻木而茫然。其他的工友们上井来就喝酒打牌，而孙少山却选择了写作。他跳出生活之外成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这种冷静让他具有了一种“去蔽”的力量，在极度缺乏人性的黑暗中发现了人性的光芒。这种光芒同时成为一种批判的锋芒，批判的矛头指向的就是他所身处的将人变为非人的生存状况，成为他后来创作主题的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开始出场。
这种探索应当属于80年代后期文学才开始接触的话题层面。在寻根文学时期，有作家开始在理论指导下尝试描绘传统文化寄居的生存状态；至先锋文学，余华的《现实一种》才被文学史家们认为在“生存状态”层面上进行了具有先锋性质的实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91页）；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生存意识”的关注才成为新写实小说写作者们的普遍共识。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1982年孙少山此篇小说获奖时，人们会对它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乃是一幕严峻的活剧，也是在特殊境遇里刻画人物内心隐秘。老工长高尚的情操与利己者卑劣的嘴脸，都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442页）真正“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的正是这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评价与创作相悖离的情景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一个特点：它反映了急促变化的文学现实与不断调整的理论姿态之间难以弥合的距离。它让我们越发意识到对某些“历史”有重读的必要。
穿越历史，我们会发现孙少山小说的真正价值。他在短短的一篇小说中，涵盖了人类生存必须面对的三种困境和必须解决的三种矛盾，这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小说的情节发展动力就来自于三种困境的突围和三种矛盾的解决。作家在小说一开头，就让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他笔下人物陷于地下八百米深处的绝境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被凸显出来。从绝望中看到希望，是找到了一堵相邻的矿壁，它给人们带来了可能存在的一线生机；但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矛盾和困境出现了，灾难来临时席卷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口粮的另一个工友李贵，却在另一堵矿壁后向他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这个在其他生存者眼里属于邪恶的化身的人的出现，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困扰人类的第二大难题，人和他人的关系。“他人即地狱”，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其实早已在现实环境中天然存在着，并被人们的行为不断地验证着。李贵在日常生活中的极端表现，无数次地给他们中的每一个带来地狱般的生存感觉。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他坚信“丛林法则”，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谁吃掉谁”的关系，因为“这年头，狼多肉少”。“拳头大的是哥哥”。生存的需求战胜一切，黑暗让人变成野兽。
在地下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工长用他的信念唤醒了其他人身上被遮蔽的本性，越是恶劣的环境越是让他坚信维系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到啥时候有死在一块的，没有见死不救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品格。面对一个生命的态度让卑微的人伟大起来，战胜了怨毒之情的人纷纷举起了救人之手。当隔着李贵的那堵矿壁被打通之后，一个最动人的情景出现了。从洞中出来的不是急于求生的李贵，而是一个、一个、一个……直到第十个，被他抢走的面包。包括他自己的，他都一口未动。这个温暖的人性之光却有着强大的穿透力，让我们认识到真正妖魔化的不是这些最底层的人，而是最底层的生存环境。
战胜自身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三个动力。对生的绝望让人们放弃了求生的欲望，又是老工长，他用自己的衰老之躯使精神近乎失常的人们清醒过来。他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让大家明白，人的得救在于自救。这是小说揭示给我们的对于人的认知，和对于生活的认知。
这里并没有所谓“卑劣”的人，值得指责的只应是那个卑劣的环境，它让人变成非人。但人性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可能被埋葬在八百米深处，可能被黑暗所遮蔽，但你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存在。
把关于人性的探讨深入到人的生存层面，应该说，孙少山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人，他在对丑陋和残酷的揭示中完成了对现在不合理状态的批判。他的写作实现了人们对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评价：“就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而言，它应从自身的文学性中蕴含着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进步的本能境界的生存状态的怀疑和批判。这是一种敏锐的深刻的历史智慧。”（畅广远2001.《学术月刊》）
孙少山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力量。这是关于创作起源的一个古老的话题。“知人论世”也是早已遭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诟病，被指责为“庸俗社会学”批评方式的一种做法。但除此，我们无法解释在新时期文学刚刚复苏的阶段，在一个毫无学养背景的写作者身上何以凝聚了这种思考的力量。让人不能不承认，哲学不仅仅属于理论，哲学更应属于生活。反观90年代后起的一些新生代作家，我们奇异地发现，1982年的孙少山和他们的写作之间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相连，不是指语言方式，不是指叙事技巧，不是指创作题材，而是那种对生存状态的真实感觉能力和自然而然的哲学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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