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大众文化：词语的政治性
作者：徐 勇
因此我们在研究大众文化时首先有必要思考以下诸问题:“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如何从西方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这其间发生了哪些语义变化?这个概念的西方所指与中国所指是同一对象吗?在引入西方这个词语时，它与中国本土的“大众化”､“大众文艺”等词语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冲突?这个差异和冲突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权力政治关系?最后这个冲突是怎样解决的，结果是怎样的?这些关于大众文化语义学的问题是大众文化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同时又是首要的问题，然而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是一个大问题。通常情况下，大众文化研究者总是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进行运用，最多下一个比较普适的概念，一般很少就大众文化的语义问题做深入的探讨。然而这个理论难题是无法绕过去的，因为 “在我看来，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动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②
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为我们思考“大众文化”的语义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跨语际实践”是刘禾在1995年版的英文专著《Translingual Practice》中提出的，她说:“我提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概念是为了将我对中国与西方在本世纪的历史性交往的研究落实在语言实践的领域里。”刘禾特别指出，对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跨语际实践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与撞击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③
在进入大众文化研究之前很有必要先弄清楚英语词“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是何以等同于汉语词“大众文化”的，因为“大众文化”理论是一个跨语际实践的问题，在这个实践的背后隐藏着激烈的权力政治斗争。大众文化的语义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于西方语境和中国语境。
一
其一是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语义问题。
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对此作了精辟的描述，他指出，勾画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概念的总貌，从不同角度观察，这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他引用托尼•贝内特的话“事实上，通俗文化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实际用处。而且，一锅煮的､似是而非的､相互矛盾的定义反而容易产生误导，把人带入理论上的死胡同”。斯道雷分析道，这种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们使用通俗文化这个术语时，常常碰到意义上时隐时现的差异所造成的，人们在给通俗文化下定义的时候，或明或暗地把他跟其他概念范畴相对，如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等等，要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当人们使用通俗文化这个词的时候，不管展开哪一个概念上的范畴，通俗文化时隐时现的概念上的差异就会强烈地影响你所表达的意思，所以，研究通俗文化我们必须首先面对这个词本身带来的麻烦。因此斯道雷无可奈何地指出:“学者们……得出的主要论点就是通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范畴，根据它使用的范围，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它注入各种不同的含义。”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通俗文化导论》中也认为很难对“通俗文化”做出一个简单明确的界定，因为在文化研究中它的意义是变化不定的。在日常的使用中，它或者指与另一种文化形式相对立的某种文化形式，或者指作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替代或补充的文化形式，它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另外，在更为微观和具体的层面上，通俗文化指代的对象更是变化无常，它可以指个别的文化制品(或称文化文本)，如一首通俗歌曲或一个电视节目，也可以指某一群体的生活方式。④因此，斯特里纳蒂就试图对精英文化或艺术､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做些区分。他认为这种区分的需要起因于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理论一般所依赖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种明确划分，这一划分通常被用来指一种社会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被设想成从一种“更好的”或更可取的过去，向一种在退化的､没有吸引力的现在和未来转变前大众社会被看成一个公共的有机整体，人们在其中接受和遵守一系列共有的､约定的价值标准，而这些价值标准有效地使人们的结合与该社群协调起来，并且承认等级制和差别。艺术和精英文化自有其地位。但是，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这种情况改变了，社群和道德崩溃了，个体变成了孤独的､疏远的和失范的，他们可接受的唯一关系就是经济上的和契约性的关系，他们被同化进了一群日益没有个性的大众之中，受一种他们能得到的､替代社群和道德的唯一资源——大众媒介——摆布，在这个世界中，大众文化的传播像一种致命的能媒，使民间文化窒息，并威胁着要扼杀艺术的完整性。为了证明这一点，斯特里纳蒂引用了麦克唐纳的话:
民间艺术从下面成长起来。它是民众自发的､原生的表现，由他们自己塑造，几乎没有受到高雅文化的恩惠，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强加的。它是由商人们雇佣的艺人制作的;它的受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限于在购买和不购买之间进行选择……民间艺术是民众自己的公共机构，他们的私人小花园用围墙与其主人“高雅文化”整齐的大花园隔开了。但是，大众文化打破了这堵围墙，把大众与高雅文化贬了值的形式相结合，因而成了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