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现代历史理性的遗落与重拾
作者：姚爱斌
1999年新年伊始，一部根据二月河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改编制作的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档播出。该剧通过修堤救灾､惩办贪官污吏､追缴国库欠银､惩处卖官鬻爵和科考舞弊等情节，塑造了一个国家至上､勤政爱民､刚毅果敢､“用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的大清帝国“当家人”雍正帝形象，与人们此前印象中那个矫诏篡位､阴险狠毒､刚愎自用的雍正形象大相径庭。这部最初定位于中老年观众的历史剧播出后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远超出其制作者的预期，成为不同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观众关注的文化热点，不少媒体更称之为“《雍正王朝》现象”。在分析这部历史剧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原因时，很多批评者注意到该剧有意无意迎合大众现实政治愿望､在历史叙事与现实语境之间寻求某种对应的文化策略。批评者指出，《雍正王朝》播出时，“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阶段，有些矛盾比较尖锐，使得老百姓对政治有了更进一层的关切，该剧引起了他们对现实社会观感的共鸣”，“表达了人们对改革事业的一种理解与期待”。(尹鸿:《植根现实的历史热情》)“老百姓对权力腐败的痛恨，对极具创造力和感召力､既有领导能力又有道德感､能满足社会变革要求的领袖人物的赞美和苛求､拥戴和期望，都是由来有自､渊源深厚､极具普遍性的。《雍》剧在内在结构及意象生成上，有意无意作出了拨动观众心弦的审美表达。”(刘扬体《历史题材的深度开掘与审美表达的当代性问题》)“中国老百姓深深地知道，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只靠‘非常之人’的‘非常手段’来整治､解决。《雍》剧让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强的信心和更深的期待。”①(黄会林《人是文化的核心》)这些评论指出了《雍正王朝》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该剧不仅是一个具有内部意义指涉､相对完整的历史叙事，而且是一个具有指向文本之外的现实社会文化内涵的寓言文本。剧中着力表现的“当家难”主题，适时地传达了内地民众对“改革难”的感慨;剧中用心塑造的“当家人”形象，寄寓着大众对“改革能人”的期待;而剧中所称道的“非常手段”，则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解决改革难题的可行方案。《雍正王朝》事实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隐喻，而这也正是该剧导演的初衷所在。胡玫的一篇谈执导《雍正王朝》体会的文章正题即为《一个民族的生生死死》，文中明言其执导《雍》剧的基本理念是“凡是历史的，都是现实的”，目的则是为了构织一幅“‘东方政治’画卷”。②东方——民族——现实，三个意指明确的时空范畴，定下了《雍》剧作为当代中国民族一政治寓言的基调。
《雍正王朝》之后，政治寓言化成为历史剧制作作者一项自觉的文化策略，也是其心照不宣的保证收视率有效而讨巧的叙事模式。历史剧的泛政治寓言化超越了所谓“戏说”与“正说”之分，成为整体把握当前历史剧文化的重要视角。其中“戏说剧”以其纯粹的虚构性，为这种政治寓言化叙事提供了更加自由的文本空间。如2000年开播至今已是第四部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内容是一系列康熙皇帝以布衣身份行走江湖､遭遇各种社会病弊､为民排忧解难的故事，而任何一个对当前社会现实有所了解的观众，都可以在很多剧情与社会实情之间做出不算牵强的“附会”:从康熙亲自打犁头鼓励农耕，不难想到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从康熙到苏州卖粥促进满汉团结，自然会联想起民族团结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至于康熙因吃假药几乎丧命，愈后扮牙医探明假药来源一事，则可以看成是现实中泛滥成灾的假医､假药､假酒､假奶粉等层出不穷的关系人命的造假事件的隐喻;而康熙为了整治买官卖官，用重金买了五天知府做，与赃官斗法，打击裙带关系等整顿吏治的举措，更容易引起观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类似问题的思考。所谓“正说剧”则可以借助选材､强化､简化和一定程度的虚构，同样可以使“史实”成为观众观照现实的一种方式。《一代廉吏于成龙》被批评者称为近年来最尊重史实的一部历史剧，其基本剧情以《清史稿•于成龙传》为蓝本。对于这样一部写实风格的历史剧，当然不宜从每一个情节中发掘其指向现实的微言大义，但是选择一个著名的古代“廉吏”作为该剧主人公这一创意本身，即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制作者的现实政治关怀以及他们所预期的社会效果。也即是说，该剧既是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的忠实再现，也可以在整体上视为现实政治的寓言叙事。由于历史题材与现实语境的某种同构性，这两重意义在同一剧中非但并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制作者愈是致力于再现这位“廉吏”的历史真实，其现实政治品格便愈是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历史剧的泛政治寓言化叙事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明君戏”(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记》等)､“清官戏”(如《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一代廉吏于成龙》､《李卫当官》等)､“重农戏”(如《天下粮仓》等)､“盛世戏”(如《唐明皇》､《汉武大帝》､取材于“康雍乾盛世”的剧作等)等几个基本类型。在这些历史剧中，诸如国家至上､民族复兴､强国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为本､重农兴农等关乎国运民生的主流政治观念都得到反复表现，构成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全方位隐喻，在当下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借用传统文化资源全面建构着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寓言。
二､消费与教化:历史剧泛政治寓言化特征透视
当前内地历史剧的泛政治寓言化倾向，固然与中国古代史剧“以史为鉴”､“垂鉴来世”的主流观念根脉相通，但是影响更为直接的还是20世纪初以降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民族—政治寓言化传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已经认识到戏剧强大的文化普及功能:“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因此，他在提出三项“文学革命”主张的同时，又提出了五项“戏剧改良”的主张。其中第一条“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即提倡“以吾侪中国昔时荆柯､聂政､张良､南霁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儒､王阳明､史可法､袁崇焕､黄道周､李定国､瞿式耜等大英雄之事迹，排成新戏，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陈独秀视这些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题材的戏剧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表明历史剧是“新文化运动”者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和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③此后，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现代历史各个阶段的主要民族国家问题息息相关，民族—政治寓言化叙事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剧的主导叙事形态。如说20年代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系列（《王昭君》､《聂嫈》和《卓文君》）､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等，是对个性解放､女性尊严等“五四”观念的图解;40年代以明末清初的抗清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如《秦良玉》等，其抗日救亡的现实寓意不言而喻;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和《李秀成之死》等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创作的历史剧，也寓有鲜明的反对分裂､团结御侮的政治主题;60年代初，与西藏和平解放相呼应，戏剧界出现了很多以文成公主为题材的历史剧;而在“三年困难”时期，《胆剑篇》等取材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历史剧又被反复搬演;7O年代末应时而生的《大风歌》，是对粉碎“四人帮”这一政治举措的颂扬，《秦王李世民》则表达了民众对结束内乱､休养生息的政治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