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在无义时代饥渴慕义
作者：翟业军
《兄弟》这样开头:“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
刘镇是余华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浙江小城?是他以小城为蓝本臆造出的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式文学世界?还是从文革走向全面开放的中国的缩影?其实，我们只知道刘镇距离上海较近，不知道它的具体方位，不知道它的地貌、气候，更不知道它的风俗、人情。除了李光头、宋钢、童张关余王等主角，所有刘镇人也被虚化了，被统一命名为“群众”。童张关余王其实只是符号，分别以打铁、缝纫、磨剪刀、拔牙和卖冰棍等典型职业，一同构筑起小城的前现代市井生活。他们本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也属于“群众”。所以，刘镇是一个被拧干了内囊的空壳，一块没有根基的漂流地，一架实验室里组装成的机械。但是，刘镇前“我们”的限定，却大大咧咧、不管不顾地召唤出所有母语读者的心理认同:这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共同的刘镇啊。而且，刘镇的非个性化使得所有被召唤者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它，并进一步以自身的生命记忆填满、丰润它。于是，刘镇成了“我们”站在新世纪开端，回望四十年来风雨历程的共同的立足点。对于这段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忆方式。但“我们刘镇”的故事毕竟是由余华追述的，“我们”便不得不以余华的方式回到四十年前。所以，《兄弟》是由余华引领的“我们”的一次集体怀旧，一次对于有无数种讲法并已被讲述过无数次的历史的又一次讲述。在踏上这次叙述历程前，“我们”都有一个要求:这必须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冒险，一次除了余华别人不能给予的全新体验。
什么样的讲述才能突破想像的惯性，提供别一种可能?余华的做法是“异想天开”。李光头打算花两千万美金，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游览太空。游览太空和李光头这个土财主发生勾连，使小说从一开始就显得“异想天开”。这劈面而来的“异想天开”使余华和读者签下一个约定:我并不是一本正经地讲故事，我所讲的不一定是真理，不一定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一定合乎你们的道德准则，所有想在这里寻找绝对真理，寻找道德训诫的人，你们找错地方了。于是，不到八岁的李光头为什么就不能抱着木头电线杆擦来擦去，得意地大叫:“我性欲上来了”?十四岁的李光头偷看到五个屁股，那四个屁股为什么就不能是“跳楼甩卖价”，林红的屁股为什么就不能是“超五星级”的?文革前夕，灯光球场上的宋凡平为什么就不能飞翔着扣篮，飞翔着一把抱起寡妇李兰?李光头为什么就不能举着结扎病历，忠贞不渝地对林红说:“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李光头为什么就不能边静坐示威边捡垃圾，在县政府门前堆起五座破烂大山?在“异想天开”的世界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都能找到存身之所，腐朽的成为神奇，明艳的瞬间窳败，粗俗的不再羞愧，高雅的终显鄙陋，想像的花朵于是漫山遍野。
不过，“异想天开”并不是指想象毫无节制，漶漫不知所终。想像需要确定的方向。在力度的助推下，想像朝某一方向加速奔跑，一飞冲天。余华的方向是什么?
李光头坐在镀金马桶上，想像着自己在太空中漂泊，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不由得心酸落泪，猛然“……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明明是想像的、虚幻的太空生涯，却确确实实地使李光头，也使“我们”挣脱开镀金马桶所表征的消费世界，切身地感觉到世界的荒寒和生命的孤寂，从而生发出对于“亲”，对于怀抱和慰藉的渴望。但哪里是“亲”呢?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弟三年前死了，烧成灰装进一个小小的木盒子里。李光头常想:就是一棵小树烧出来的灰也比宋钢的骨灰多啊。比小树还脆弱、虚无的人，怎么能够给另一个脆弱、虚无的人以温暖和慰藉呢?人注定只能“举目无亲”地存在于世界上，这一宿命即便坐上飞船也无法逃离。正是从这种既缥缈又确凿的生命感悟出发，余华开始了他对于这四十年的想像。或者说，余华面对空前驳杂、动荡的四十年，果断地删繁就简，避开一根根枝杈，甚至主干，抓住了在驳杂、动荡的历史之流中呈现得格外触目的生命。《兄弟》是简单的。但是，就在这单一的方向上，余华奔跑得那么恣肆和狂酣。就连那些简单的句式也在不断重复中蕴蓄了无限的弹性，一撒手便直击生命深处。简单原来就是犀利。
2、隐喻和戏仿
事实是坚硬的石头。你再“异想天开”，也只是逃避事实，石头还搁在那里，硌得你心慌、心疼。单单“异想天开”只能说明你无力把捉事实，是胆怯的，力不从心的。从文革到当下，这四十年发生过多少或狂热或谨严，或冠冕堂皇或斯文扫地的诡异的事实啊。这段历史事实是茂密的热带丛林，每一个闯入者都被奇花、异兽和雾瘴眩惑，迷失了回家的路。这段历史事实还像倏忽间“轻舟已过万重山”，每一位旅人都记不清两岸无数的峰峦。面对这四十年巨变中的事实泥淖，余华怎么绕?又怎么绕得开?
不能绕，绕不开，还要提防着不能陷溺，余华想出两种趟过事实泥淖的办法。
首先是隐喻。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甫定，异质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纷至沓来，与被狂热的共产主义实践僵化了的本土现实相结合，产生出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四不像是生硬的、左支右绌的，矛盾冲突着的诸因子却碰撞出灼目的光华。四不像是毛糙的、庸俗的，却于粗鄙中透露着泼辣、迫人的生机。这是一次光怪陆离的狂欢庆典，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喇叭裤、霹雳舞、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垮掉的一代、新儒学、新启蒙、特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官僚主义，古今中外的来客一起跳啊、唱啊，拍手庆祝自己的复活节。直面强攻这一庆典，余华肯定会目眩神迷。他便让李光头从日本运回一船垃圾西装，于是，“我们刘镇有身份有面子的人都穿上李光头弄来的垃圾西装，没有身份没面子的也穿上了”。这些西装胸前内侧口袋上标有三洋、松下、索尼、中曾根、竹下等字样。刘作家穿着“三岛”西装，赵诗人则穿上“川端”西装。两位文豪街头相遇，刘作家问:“近来有何诗作?”赵诗人说:“近来构思散文，题目有了，叫《我在美丽的刘镇》。”赵诗人问:“近来有何短篇小说?”刘作家说:“近来构思长篇小说了，题目也有了，叫《天宁寺》。”这场熔器物、政治和文学于一炉的垃圾西装闹剧，正隐喻了集垂涎欲滴的欣羡和顾影自怜的自卑、颟顸于一身的激越亢进的80年代。
其次是戏仿。现代社会最大的狡计就是数学的全方位统治。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汤玛士•葛擂硬宣称自己的人生准则是:“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口袋里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分量和数量，因为，人性“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但是，数学“不承认人的一切，它既不要ridere(欢笑)，又不要lugere(悲哀)，也不要detestari(诅咒)，只需要斯宾诺莎称之为intelligere(思辨)那个东西”。①于是，反抗数学成了纤敏的现代人最绝望的战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痛苦嚎叫:“可是无论二乘二怎样变成四，我的意志还是我的意志啊。”数学是一堵冰冷的墙，“地下室人”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撞墙须以承认墙的存在为前提。在墙的逻辑内反抗墙，怎么会不被撞得头破血流呢?面对数学这堵墙，余华不去撞，而是假模假样地服膺它，得心应手地运用它。他一本正经地数算着，李光头对准刘作家脸上揍了二十八记重拳，把他揍成了车祸受害者;李光头厂长手下有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子、五个聋子共十四个兵;林红给宋钢写了张纸条，七行八十三个字，十三个标点，里面用五十一个字臭骂李光头，剩下的三十二个字要求宋钢晚八点约会;十万群众争看处美女大赛，就有十万张嘴吐出二氧化碳，其中五千张嘴吐出带着口臭的二氧化碳，就有二十万个胳肢窝，其中六千个是狐臭型胳肢窝，就有十万个屁眼，其中起码有七千个放屁了，有些放了不止一个。一记拳、一个字、一个屁都计算得如此精确，余华真是数学精神彻底凯旋的理性时代的骄子啊。但是，愚蠢的理性时代上当了，二十八记和二十九记重拳有什么区别，这二十八记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屁怎么可能精确计算，即便精确计算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数学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根本就建立在虚空之上。就这样，余华“扛着红旗反红旗”，煞有介事地戏仿着数学精神，在一片幸灾乐祸的笑声中揭穿了这堵墙的空洞。这堵墙既是空洞的，那么建基于墙上的现代社会就一定是荒诞不经的。余华手指轻轻一推，四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洋洋自得的历史便轰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