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黑龙江戏曲创作演出中“三农”题材问题考察
作者:常晓华
毫无疑问,无论从社会大众文化需求的空间拓展角度,还是从戏曲剧种本身生死存亡的延续发展角度,都呼唤并期待着新世纪黑龙江戏曲舞台的创作与演出,能把“三农”题材放在一个相当显要的位置上,以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民众心声,引领审美时尚,寻求把握再次繁荣的难得机遇。
但是,回顾新世纪以来黑龙江戏曲艺术舞台的上演剧目,“三农”题材显然严重缺失。据统计2001年——2005年,全省创作的戏曲剧目(上演剧目)“三农”题材屈指可数。以省级三大戏曲直属院团为例,省京剧与省龙江剧没有涉猎“三农”题材,只有省评剧院上演了一出大型的农村题材剧目《山秀》。省内各地市级的十几个戏曲剧团,也只有哈尔滨京剧评剧院曾创作演出了评剧《小山村支书》,齐齐哈尔市艺术团创作上演了以本地区兴十四村新一代村官儿率领群众致富为故事原型的评剧《悠悠汉子心》。
5年的时光,3出农村题材的戏曲剧目演出,来对应黑龙江广大农村2590万的农民观众,显然难成比例。其供需严重的失调,与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目标距离很远,使培育新型农民并建立起他们健康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主张,多少有了一些喊口号的意味,也将戏曲艺术家们要实现“戏曲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变成了纸上谈兵。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剖析黑龙江戏曲创作演出脱离“三农”题材(这也许是东北戏曲创作之通病)的主要问题症结所在。
一、 剧作家们的眼睛紧盯着“热门时尚”话题而遗忘了“三农”题材
众所周知,各种不同的地方戏曲舞台艺术受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强烈冲击。一方面,产生于农耕文化形态下的戏曲艺术的讲述样式及其节奏缓慢,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时代大众文化的快速成长壮大相左;另一方面,逐渐显出模样的文化消费市场供需自我调节的客观环境,又束缚着本来就不景气的传统表演艺术的手脚。加之社会结构的重组,人们观念的急剧置换,大众对于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需求,都使历史悠久、表演方式又太“中国化”的诸多戏曲剧种,步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进退两难的境地。
身为艺术家的戏曲编剧们,自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已经占据了数百年的艺术舞台,他们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文化艺术“大餐”面前,拼着性命企图为戏曲争得一杯羹。这一点在全国随波逐流的“古装型”、“戏说型”的戏曲剧目创作蜂拥而上时,得以充分地印证,更能在那一浪高过一浪甚嚣尘上的戏曲舞台“大制作”、“大包装”和“大排场”的剧目演出竞相粉墨登场中,得到多方面地诠释。
坦诚地说,戏曲编剧们用心良苦,他们期待着自己那些有点谄媚嫌疑以迎合观众口味的剧目,能够挽救目前戏曲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危机,并希望用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艺术炫耀,来度过这个非常的、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
可是,剧作家们独独遗忘了戏曲审美阵营中最大的一支生力军——农民!漠视了最先带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革的土地所有者们——农民!甚至还在戏曲杂乱无章的各式各样的探索追求中几乎忘却了自己本身所具有的“草根”文化血统,忘记了谁曾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何方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面对着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面对着中国农民这样庞大的观众人群,面对着中国农业这一牵动着全球目光而且举足轻重的严肃话题,面对着时时刻刻都能闪现新的艺术火花的艺术资源处女地,一向以引领时代精神著称的戏曲艺术,显得十分冷漠。
黑龙江作为一个边疆大农业省份,按道理讲,应该是地方戏曲繁华昌盛之地。因为,地方戏曲剧种既是最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一种艺术消费方式,也是最适宜、最擅长表现农村题材的舞台表演艺术样式之一。而“三农”题材却成为了本区域戏曲艺术审美取向的重点盲区。其表现方式是:少有戏曲编剧置身于“三农”问题的重重漩涡,给予触目惊心、针砭时弊的关照;少有戏曲艺术家真正深入农村一线去生活、去体验、去关注农民们如今真实的生存状况,给予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的写照。总而言之,近年来黑龙江戏曲艺术创作还没有将农村的发展变革,作为自己艺术汲取生活营养、展示时代风采的广阔天地,更难达到迅速、及时和准确的描摹映照和艺术升华。
这一切的结果,必然使黑龙江省戏曲艺术的创作演出缺少了诱人的时代符号和强烈的地域色彩,也少有了博得广大农民欢心的浓郁的、质朴的舞台氛围。戏曲艺术与当代社会农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隔阂,艺术表演与观众心灵感应对接的错位和近年来戏曲只围绕着古旧书斋寻觅自己生计出路的拼命叫板,使观众们越发觉得当代戏曲远离了自己的生活范畴,亦使他们本能地疏离了戏曲舞台,令原本就处境不妙的戏曲艺术蒙上了更大的一层阴影。
我们强调戏曲创作关注“三农”题材,显然不是把它当作政策和策略来要求贯彻执行的,戏曲本身并不担负指导社会生活与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但是,农民作为本区域内数量最大的审美群体,显然是我们的第一服务对象,他们应当也必须引起我们戏曲艺术家们的最大关注。
戏曲是大众精神文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长久流传于乡土民间的传统的成熟的艺术审美形态,作为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典型代表符号,惟有时时把握时代脉搏,处处倾听大众心声,及时表现出自己对农民的十分贴近和满腔热忱,才是它梦寐以求的最佳展现方式。
戏曲原本就是来自乡野民间的俗艺术,它是在老百姓们自发的、自娱自乐的和自我陶醉的生活方式的厚重土壤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编剧们其实并不陌生,经历着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与时空交错的风雨洗礼,才能培育滋养出今天中国戏曲几百个剧种那不同地域、不同形态、不同风情的五彩斑斓的累累艺术硕果。
人们置身于的这个繁复的社会变革转型的非常时期,“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主体之一。如果戏曲艺术的创造者们放弃了这块极具开掘潜力的重要阵地和庞大的观众群,必定会对今后戏曲艺术要再度繁荣,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和损失。
农民、农村和农业都将是一块充满着希望的戏曲创作的肥沃田野。每一个有良心、有志气、有抱负的剧作家都应积极投身于农村这片改革发展的热土,倾心于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群为着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而祖祖辈辈心甘情愿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中间,寻觅戏曲艺术再创新的无穷宝藏。
二、舞台艺术家们在创新面前“知难而退”回避着“三农”题材
除去戏曲剧目创作因编剧们的“遗忘”而缺少“三农”题材出笼的因素之外,诸多戏曲舞台艺术家们对“三农”题材的并不积极热衷,甚至冷漠,也是戏曲剧目中的“三农”题材未能在当下形成“大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
戏曲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表演艺术,它有着自己的一套丰富独特的演剧体,这套演剧方法不仅在东方独树一帜,而且成为世界著名的“三大演剧体系”之一。涉及“三农”题材的戏曲剧目,一般在舞台呈现上应与当代现实生活十分接近,每个剧目的不同故事情节,又一定需要舞台表演设计时时调整的“随行就市”,即针对不同的戏剧情境加以新的舞台调度、新的表演造型和演剧风格的更新。这就意味着戏曲古老的表演传统(包括水袖、身段、起霸、理容、上马、坐轿等等)已经无法在剧中崭露头角,需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诠释、来演绎“三农”题材剧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