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关于文学的追问
作者：刘 忠
从官场到市场,从官宦文人到职业作家,作家的生活空间在缩小,没有了宦海沉浮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没有了人类灵魂的深刻洞察和悲悯情怀,作家们的精神开始贫血,文字也变得苍白无力｡作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成为一种“小众化”行为,文学的接受主要局限于一些中学､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教员,大多数民众是从电视､晚报等传媒上了解“文学”和“作家”的｡
三､批评家何为?
从文学史上看,批评家身份历来可疑,不仅一般读者对批评家知之甚少,而且文学园地也没有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话语空间,批评多依附在作家作品上｡一说到“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文本､作者,而不是批评和批评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西方新批评思潮兴起,批评家们似乎从中看到“批评”从文学中剥离,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的一丝曙光｡于是,文学开始由“作家”中心转移到“文本”中心｡正是在语言学､叙事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中,批评家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在新批评中,文学的接受链条基本上是这样的:批评家引领作家､读者解读作品｡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新批评的衰落,批评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批评与批评家的地位一如既往的尴尬｡并且,这种尴尬与困惑可以说是与生俱来｡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与数以千计的作家相比,批评家的基数是很小的,而且有许多批评家本身也是作家,比如茅盾､郭沫若､李健吾､胡风､何其芳等｡就影响力而言,批评家也远没有作家来得实在､生猛｡目前,在“传媒帝国”时代,批评一旦与影视､传媒､出版业结合,批评家一旦与记者､书商､编剧连手,很容易让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走红”,而且借助影视､报刊,在命名与推介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就此来说,现在,批评家的声调似乎是提高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媒体批评的“造星”运动,文学批评的人情化､庸俗化等问题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批评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讨论开始提上了日程｡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职业”一说,主要是“称谓”意义上的,而非生存方式的一种定位｡无论是高等学府里的专家教授,还是作协､研究机构里的作家､研究员,抑或是报刊杂志社里的编辑､记者,文学批评都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谓“职业”,而是他们工作的延伸部分,或者说是一种介于工作和兴趣之间的兼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精神优先性和道德合法性｡一方面我们要从批评家的人文素养､道德良知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批评与反思,坚守文学批评的人学属性和审美底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倡导讲真话精神,加快有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建设｡
目前,批评界良莠不齐,命名焦虑似乎高于批评本身,“命名”取代了“批评”,占据了话语制高点,每一次命名似乎都重复着一个信念,即 “我们拥有话语命名权”､“我们占据评论制高点”､“我们属于未来”｡无论是白色写作､红色写作､下半身写作､学院派､民间派,还是60年代后､70年代后､80年代后,共同之处是“新的”､“后的”､“某某派的”｡在命名中,作家与批评家“合谋”扮演双簧,一个从中确认身份,进入媒体视野和出版渠道;另一个从中发出声音,显示出理论创新和批评勇气｡当然,这里,除了批评精神的丧失问题,还存在着一个理论误区,即艺术不同于科学,并非“新的”就一定好于“旧的”,时间的线性维度在这里只是相对的｡
与命名的焦虑紧密相联系的是二元对立批评思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红色写作与白色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随处可见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式的二元对立批评｡这类批评虽然赞美的精致､批评的偏执,但都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要么醉心于对作品进行定性无商量的命名指认,要么习惯于对作品进行简单归类,不能深入作品､作家的肌理｡这样的批评可能在形而上层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对当下或今后的创作实践却意义了了,有些甚至只能产生负面影响｡大量“酷评”学者的出现,一夜成名的诱惑像现代运动——蹦极一样,极大地刺激了批评家和作家的名利欲､自我膨胀欲｡
当然,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作家与批评的合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知识结构较为完善,经验积累较为丰富的作家开始写作批评性的随笔､札记和论文,欧阳江河､格非､马原､王安忆､莫言､王家新､西川等人的“准评论”或“类评论”,已经溢出创作领域,发出了与他们的创作同样有力的声音,大大改变了“批评至少脱离文本五年或十年”的窘境｡作家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奔忙的同时,批评家们也没闲着,他们倚仗多年从事评论培养起的阅读经验和理论敏感,开始向创作领域进军,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小说､剧本,虽然这些文本还带有浓郁的“学术”气息,理性的思辨也时时袭来,但他们毕竟以“创作的名义”实现了身份的互证｡如季羡林､钟敬文､谢冕､钱理群､王富仁､杨义､陈平原､钱中文､李洁非､韩毓海､李书磊､李辉等人的文化随笔､学者散文｡目前,这种评论､创作并行互动的写作仍在评论家中运行,尤其是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大有与作家分庭抗礼之势,以至有人坦言:“评论也是一种写作”｡
四､读者何为?
无论是“五四”新文学开启的“化大众”运动,还是“左翼文学”倡导的“大众化”运动,读者在文学生产､接受链条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同的仅是前者是启蒙､说教的对象,后者是宣传､发动的对象,读者基本上是沉默的､无声的｡及至延安文学,工农兵方向确立,人民大众成为了新生活的主人,赵树理们从地摊走向了文坛,于是,新文学人物谱系里第一次有主人翁式“新人”,小二黑､小芹､水生､水生嫂呼吸着新鲜､俊朗的空气,唱着“清粼粼的水来蓝咯莹莹的天”,大步走在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上｡建国后,工农兵英雄一直活跃在文学前台,承担着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全部想象｡从延安文学到新中国文学,工农兵读者在文本阅读中获得了空前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参照对象,而且是前进､前进､再前进､革命､革命､再革命的主导力量｡立足于此,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肇始的中国当代文学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实不为过｡
当下,读者地位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情感认同与思想解放之后,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来了一个巨大的涡漩｡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机制出现断裂,“气闷”､“读不懂”的声音此起彼伏,从熟悉到陌生,从热情到冷落,读者阅读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五四”退潮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一面是高等学府中专家学者､莘莘学子,在残雪的“黄泥小屋”､孙甘露的“信史之函”里打捞､发掘,出土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西学之物;一面是市井民间中芸芸众生,在“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里谈论些家长里短､情爱故事｡作者与读者的分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文学阅读的分野:“小众”们乐此不疲于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人性探索､生命可能､宗教情结,“大众”们津津乐道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大众文化､影视剧本的情了､爱了､欲了､物了｡如果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框架下的读者处在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那么当前的情形是迎合多于选择,娱乐休闲多于精神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