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种新的创作姿态

作者:张德明




  尽管发生了一些热闹而有趣的事情,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还是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撇开人们纷纷质疑的庞大数量不论,很多长篇小说在选题、立意和写法上,都表现出不少新的努力和新的变化,在观照现实和看取生活上,视角更为切实,视野普遍下沉。很多作品或为当下纷繁复杂的现象生活存照树碑,或重述一段漫长的民族史话并吟唱自己心中的挽歌;既有表现恢宏生活的宏大叙事,以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又有潜游隐秘的生活内部,探问并维护生存庄严与神圣的崇高精神描述。优秀的长篇作家将对人的关怀、热情、悲悯化为了集道德、责任、文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作品刚柔兼备、敏感细致的笔触与恣意纵横的议论,柔美缠绵的故事片断与气势不凡的整体构思,显示了作家们宽广的人道胸怀和细致入微的写作功底,作家对人类爱的呵护和关心实现了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更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超越。以此评说,2006年的长篇小说在如下几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关注现实的不倦热情
  
  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基本特征,即:以充沛的时代精神和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展示了多彩的生活画卷和凝重的人生图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尝试,不断刺激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个体文学的多样化继续作出示范。依托广阔的社会画面和厚重的人生图卷为背景,以独具个性魅力的叙事为特征,多样化的艺术追求互为竞争和补充,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取得自为题中应有之义。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衡量一个时期文学水准的高低,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无疑含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在2006年,长篇小说作家(并不排斥其他各体文学创作的作家),从对生活的审美感受出发,以更为饱满的激情参与社会,关注人生的各种命运,设身处地地体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色彩和节奏。张士敏的长篇小说《圈地》以强烈关注现实、拷问人性的现实主义品格,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小说写的是天都市委书记曲永强与女港商肖美琴相互勾结、利用征地之机,进行土地炒卖,从中大肆赢利和受贿。小说放弃了这些年反腐题材故事类同、结构复制的模式,通过揭露圈地黑洞和叙写桑扣锁被害案件侦破的过程,表现了作家直面社会矛盾和生活真实,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振聋发聩,具有警策的作用。在道义、责任、良知逐渐被放弃,向世俗投降、向权势和利益屈服已被很多人视为一种文学意义时,这一点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圈地》不仅把笔触指向曲永强和公安局长周洪全这样一些一把手的腐败分子,对其性格的复杂性和犯罪的隐蔽性做了很好的描写,突破很多同类题材把对象形象简单化的局限,而且为读者刻写了两个性格鲜明、形象立体的民间反腐英雄:一个是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具有农民朴实真诚品质,带领村民反对暗箱操作,最后被害的青年桑扣锁,一个是同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强烈爱憎的具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民警基础。这两个形象是小说思想艺术成就的重要体现,不仅富于传奇色彩,紧扣心弦,增强了可读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件侦破过程的描述,更深刻地揭示了事件本身包含的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残暴的斗争,对人性中的善恶美丑进行有力的质问,小说的思想与旨趣都得到了升华。
  写出中国社会的现实真实,这本是当代小说创作的起码要求,不想却成为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劫难。除了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为作家设置的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很多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理解已经缺乏个人的切身体验,对当下的失语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绕开现实去讲述一些时代不明的故事。周大新《湖光山色》和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别开生面,以另一种叙述方式与视角进行处理,获得成功。
  《湖光山色》面对具体现实,写出作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变化的生动理解,写出乡村新一代农民的性格和心态。小说中也写到农民工进城,写农村经历的剧烈动荡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写土地的荒芜和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写农民的苦楚,但与众多作家热衷于皮相讲述农村底层苦难故事相反的是,作品尽情书写改革开放给中国乡村带来的新变化;与不少作家写丑陋相对,这是另一种美,只是表现这种美的作品太少了。小说集中笔墨描写贫困中的农民怎样通过市场经济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开创自己的生活道路。作品中的楚王庄,实际就是作家故乡豫西丹阳一带农村。作品不仅写农民抓住机遇勤劳致富,更通过暖暖这个外柔内刚的乡村妇女,写出乡村妇女如何自尊自强。小说对权势特别是男性权势的表现具有独到的深刻之处,如村长詹石磴对暖暖的百般刁难,打击报复,但作家并没有放弃对乡村权势的揭露。小说写出农民顺应潮流,自发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写出资本介入农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由此形成的系列矛盾。暖暖这一形象寄托了作家鲜明的理想主义情愫,她既有传统女性的良好品质,又有新时代的精神秉赋和胸怀。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农村的现状对周大新内心的强大冲击——她的美好,她的苦难,她的一切,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滋养,使这部作品成为他写农村现实的标志性作品,它表达作家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思考,在给社会孤儿般的农民以锥心泣血的同情理解的同时,给出了农民新出路的解决方案。并对文学界,对作家给以呼吁:希望大家关爱我们的精神家园——农村,我们的兄弟姐妹——农民,我们的生命根基——农业。作品中渗溢的现实理想,暗含作家提出的一种现实发展方向,给出了一种时代希望,一种信心。《湖光山色》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描述向度。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是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小说讲述解放初期土改运动时一名农村年轻寡妇为使自己的公公免于被当作“地主”批斗,将其藏于红薯窖近30年的故事。我们知道,乡村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作家们多半是以启蒙的姿态去对待乡村尤其是乡村的妇女,于是文学中的乡村往往是苦难的、愚昧的。《第九个寡妇》自然也写到苦难,如王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但严歌苓不是启蒙主义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义者,小说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作家对生活充满热情和爱意,这部小说延续了她以往创作中一脉相承的女性视角,着重写王葡萄这样一个女人,她自身的哲学和生存观,包括她身上不变的善恶标准。王葡萄的形象异常的本然粗砺,坚韧而强大,极富个性。因此,这部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小说独创地写出了一种“草民”立场:主动地爱,即使面对苦难,作品也没有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小说通过单纯的人心成功地书写出了一个复杂的世界。
  其他充满现实意味的作品诸如莫言《生死疲劳》、程琳《香水》、王海钨《新结婚时代》、张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