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披肝沥胆说思潮
作者：晓 川
在文艺评论界活跃了30多年的彭放，出版了他的专集《浪漫的思潮》。该书收编了论文49篇，分《文学思潮论》、《创作心理学》、《作家作品论》三部分，从论文发表的时间看，1979年4月发表了《写“中间人物”何罪之有?》，同年在《学习与探索》创刊号上，刊出了《“中间人物论”必须彻底推倒》。两篇论文写的是同一件事，为“大连小说会议”平反。这两篇文章代表了彭放研究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起点，也是他批评“极左思潮”，为在文艺上“拨乱反正”放出的第一枪。两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今天重读此文，依然令人感受至深的还是他敢于讲真话，伸张正义的勇气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解放的激情。
(二)
敢于向权威挑战，做翻案文章是彭放从事文艺评论几十年，坚持独立思考的另一个特点。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80年代初从事的“‘大跃进’民歌研究”。当时，全国掀起大跃进民歌运动，要“人人作诗，人人作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以“放卫星”形式出现的文艺运动，被誉为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是“‘大跃进’的号角”，“两结合”的典范。当时全国上下一片诗的海洋，周扬在《红旗》杂志1958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长文，田间、郭沫若等著名诗人，也以一天几十首的干劲写起民歌来。这些“千箩万箩”、“车载船装”的民歌，被周扬编出精选本《红旗歌谣》向读者推荐，作为经典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粉碎“四人帮”后，彭放写出了长篇论文《“大跃进”民歌与新诗道路》。1980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后，《光明日报》、《新华文摘》、《解放日报》、《新闻战线》等国家级报刊迅速做出反映，以“学术提要”向读者介绍文章观点。之后，有人不同意彭放的观点，在《民间文学》上发表文章与彭放进行“商榷”。彭放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写出了《“大跃进”民歌再评价》一文，回应商榷。《民间文学》编辑部在发表彭放文章时加“编者按”说：欢迎有不同见解者，“在百家争鸣指导下”展开一番“实事求是地认真的探讨”。《民间文学》为此讨论了一年多，发表十余篇讨论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研究动态》的1981年第13期为这场讨论发表了“综述”。
(三)
对创作主体和文学本体的研究，彭放逆流而上，坚持真理，保守一名评论家的使命感和良知。在这一主题内，彭放专集收入了《作家“自我”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小说本体文化论》、《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以及他参与“朦胧诗”讨论的一组文章。彭放在《一篇论文的诞生》中说：“我写《论作家‘自我’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前后历经三年”。“由于文中涉及‘自我’字样，还闹出了一场苦恼和虚惊”。问题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全中国批判胡风同志的“主观战斗精神”，后来又批判舒芜同志的《论主观》，从此，作家个人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敢谈了，认为“表现自我”就等于“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就要挨批。不仅作家评论家忌讳谈“我”，这种“左”的倾向发展到“文革”中，有的人害怕犯个人主义错误，连在自己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都不敢，严重的思想禁锢束缚了艺术生产力。1979年7月李洁在《雨花》杂志上撰文说：“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表现我’。”彭放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把研究作家“自我”列为选题。他认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纯客观地去写生活，不“表现自我”是不可能的。他说：“我认准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我们的文艺批评，曾经作为“斗争哲学”的工具，将鲜花打成毒草，将创作引向歧途。他说：“一种‘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使我有勇气去面对现实。”他把文章写出来了，寄几家刊物都不敢登。他在一次创作会上，谈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人私下就告诉他：“报刊上都在批判‘自我表现’，你在这里谈作家‘自我’，岂不是顶风上。”果不其然，他的发言稿从会议专刊上被撤了下来。直到1983年《北方论丛》第4期才将这篇论文发表。
但是，作为一位职业评论家的彭放，又不甘寂寞，他思想敏锐，关心时事动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面对新生事物。当“朦胧诗”刚刚冒出新芽，就遭致一片非议，有人把新诗“危机”的根源无端地栽到“朦胧诗”的头上。彭放著文反驳说“危机是长期以来政治对新诗的不恰当干涉过多”，是“诗人们为政治疲于奔命”造成的。他说：我并不认为，新近出现的那些“新派诗”给新诗带来了“危机”，相反，我倒觉得它们似乎给我们部分老化、僵化的诗歌界吹进了某些新的气息。这些诗也不是天上掉下的“谬种”。它是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特殊的气候、特殊的土壤，从石头缝中长出来的，弯弯曲曲的小花，它不大合群，稍带有点野性，但它有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群众，有自己的生命力。彭放的观点，对当时出现的“朦胧诗”是有力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场论争，写出了《关于朦胧诗的废名论》等重要文章，可是，后来“朦胧诗”的第二代、第三代，越走越朦胧，许多奇奇怪怪的主义、派别、宣言纷纷登台“大展”，他们否定“舒婷式”的“古典朦胧”，自立旗号，占山为王，成为“自大透顶的一代”，现代诗成了谁也读不懂的“天诗”。彭放则心情沉重地写出了《论文学创新的尺度》、《探索的折磨与困惑》等多篇文章，指出：这是“找不到根的痛苦”，与某些新生代的年轻人“对传统的虚无，对现实的虚空和对自我的虚妄有关”。
(四)
在对创作主体的深入研究中，彭放提出：“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曾经诞生了多少作家；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在造就自己的文学人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只常在大师们的精神产品面前惊叹，而对于这些创作主体的人，则缺乏足够了解，他们的头脑怎样工作?他们创作的秘密、成才的道路和规律，至今还是一个引为兴趣的谜。”这是1989年彭放发表《文学人才学的总体构思》一文中提出来的问题。该文发表后，同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予以转载。此后，彭放就这个问题继续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最后完成一本专著《文学人才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国内新闻报刊对彭放这一本专著的反映是热烈而迅即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书讯，《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书评，指出：此书出版，使作家研究“偏倚文艺学的现象发生了根本改观，获得了独立学科的属性和地位”。《作家报》发表评论说：“一门研究作家成长规律的新学科——文学人才学，因彭放的专著《文学人才学》的出版而得名。”《文艺报》也发表长篇评论除了肯定“这是一本独创性、开拓性的书，是“文学人才学”的“第一本书”外，更指出其“重大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尊重文学创作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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