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有关底层话题论争的几点思考
作者：刘先芳
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考察,发现这场由底层话题所引发的论争实际上演变成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及其价值意义的质疑与辩护的交锋｡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些问题,如思想与行动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价值意义问题等｡
“学院派的话语方式”是这次文艺论争的焦点之一｡它主要指向当前人文学术界话语过度理论化术语化专业化的问题,在论争中被讥为“晦涩空洞”､“呓语式”､“黑话”等｡但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批评一方所使用的话语也有与之所批评的对象相同的过度术语化的毛病｡②而且笔者发现学院派话语方式只是一个表面的论争焦点,其背后还有一个实质性的焦点,那就是“思想与行动”之争｡刘涛曾指出吴亮《底层手稿》实际上是在贬斥话语方式强调实践行动,“只要知识分子不去说话(最好沉默),而老老实实地移交实践性职业就会逢凶化吉,自然实践未必彻底解决问题,但是总比空谈好｡”③《底层手稿》也的确旨在呼唤社会实践行动,它认为“对底层的表述虽然也属于一种特殊的行动,却决不等同于行动本身”｡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界就已出现过思想与行动问题的论争,如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论争既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立场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这场论争本也没有什么结果,只是时代进入了一个行动的时代,使得思想与知识都退居二线,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④笔者认为之所以思想与行动之争再次出现,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状况结束以来,中国时代已由思想的时代进入到行动的时代,意识形态话语肆虐以及空谈盛行的历史促使人们转而推崇行动｡在这样一个认可并推崇行动的时代,远离经济基础､不对经济基础起直接作用的人文知识自然会地位下降,相应地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会下降｡在这种语境下,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社会对其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质疑,进而思考､判断､肯定自己的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而渴望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在一定的程度上自我约束,划定自己行为方式与责任的界线｡在这次有关底层话题的文艺论争文章中,练暑生就不得不这样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与价值进行一番辩护:“在我们看来,底层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处理这种对象时,人文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文本分析方法,当然不如用法律､政治甚至新闻报道等方式来得直接有效｡即使在人文知识比如文学比较‘走俏’的年代,人们也不会期望文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文化和知识的压抑恰恰就集中体现在当人们认为它无需讨论,或者说在它成为一种‘常识体验’的时候”,而“话语和意识形态分析的现实意义就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它通过文化‘去魅’,使被权力话语遮蔽的压抑关系暴露出来,从而让各种貌似天经地义的不平等关系失去它们在文化上的正当性｡”⑤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社会分工不同进而作用不同这类的问题是不会像这样被提出来加以强调的,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由崇思想到崇行动的社会转型期之中,所以人文学术界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尴尬的辩护了｡
与此同时,笔者又发现,人文知识分子虽然为自己辩护了,但还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境中,这就是其强烈的要介入现实的愿望与其话语分析对社会影响的间接性之间的矛盾｡刘小新虽然肯定了文论对现实底层问题的介入,但也指出,在底层问题上,文论界较社会学界来说是有一点反应迟钝｡⑥其中滋味若细细品味,的确有一点苦涩｡吴亮则更明确地指出“知识者仍然没有全部收回以行动参预社会的天赋权力”,虽然学院派“晦涩空洞的语法”本来是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巩固自身权能的世袭特征以及神秘色彩的一种策略”,但“在必须使之通俗易懂的‘底层’这个社会问题领域,依然使用同一策略就是一种貌似介入的不恰当表演,它的本质恰恰是逃避｡”可以说,吴亮的激进言论之所以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是因为它有以刘小新等温和类知识分子心头一抹不意察觉的苦涩作情感接受基础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重要群体,因为有了理想的照耀,所以把现实的不合理看得更清楚,所以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愿望也就更强烈,因此,时而出现激进的言论也就在所难免了｡但任何激进的言论背后,都有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在支撑着,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警惕激进言论的原因所在了｡知识者虽然都不愿意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做一个抽身而退的犬儒主义者,但是也要理性地对待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正如毛丹武所言:“知识者,如果仍然要坚守他们的公共性,公共性最终是必须落实在为底层人民争取他们在公共空间自我表述的权利,争取他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权利｡就文学而言,如果我们还愿意承认文学不可能担负起所有的社会使命,那就让文学做它所能做的,而另外那些工作,知识者就作为个体的公民来承担吧｡”⑦古人云:知耻近乎勇｡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公民,能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责任所在及其能力的有限性,也许比一味抱着乌托邦激进幻想更有意义｡
另外,笔者还在这次论争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以前作家､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启蒙大众,现在他们则要求助于底层,借助“描写底层､关怀底层的话语”来完成自己的学术任务｡⑧这种观点在批评家张闳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述,他认为现在学院派知识分子纷纷参与到“底层”话题的讨论中来,是在争夺“底层代表权”,因为他们将之视为新的学术资源空间,并试图积累学术资本｡⑨总之,他们认为当下的知识分子讨论“底层”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关心底层利益,而只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利益的考虑｡对此,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在这场有关底层问题所引发的争论中,如果说张闳等人所反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有利用所言说对象“底层”来“塑造自身道义形象”的嫌疑的话,那么张闳他们也有借底层话题来“塑造自身道义形象”的嫌疑,因为他们的话语其实也并不关乎所言说对象之一——“底层”的利益｡这当然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之词｡我们还需要面对如何来真正地认识争论中出现的攻击学院派知识分子现象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不是针对 “底层”问题而是针对学院派知识分子展开的争论,不但无助于深化对“底层”问题的认识,反而会对“底层”问题的实质形成遮蔽｡因为很明显,学院派知识分子并不是底层沉沦现实的制造者,把批判的矛头太过集中地指向他们,就会对造成现实底层苦难的不合理的权力体制问题的无视｡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张闳所提的问题的价值,那就是其问题也切中时弊,即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问题｡一方面,知识分子因接受了“反对不公正”的知识谱系精神,从而认识到并对现行的一些不合理的体制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不是天外来客,而是生于或寄生于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之中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且有时候还可能是这种不合理的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如何超越个人现实利益的局限从而实践现代知识谱系的精神､击破知识分子的心中之贼,并最终实现知识分子的人格统一,的确是当今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难题与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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