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现代性”的迷思
作者：周新顺
在李欧梵､王德威之前,“现代性”一词从未如此备受关注,以至于成为观照这一段文学历程的核心观念｡①在此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一词,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或“语焉不详”的概念,没有人深究其特定内涵｡在“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这样的语词链条中,“现代”一词通常意义上所代表的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时间标段(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在政治意义上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达成一种简单的对应与暗示关系;而在“传统——现代”这样的语境中,“现代”一词固然含义模糊,范畴漂移,同时却又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判然两立､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暗示着一种划时代的意义指涉和粗暴武断的价值评判｡因此,既清晰又模糊,既简单且复杂,使得“现代”一词本“性”难明,未能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中｡研究者们大多只是在“新文学”､“新文化”何以为“新”(新质)这个相对感性的层面上去对与“现代性”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有限度的把握和触摸｡正是在李欧梵､王德威之后,“现代性”､“现代性转型”､“现代化进程”等才开始在研究者们笔下频频出没｡因此,完全可以说,李欧梵､王德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们以“现代性”为核心观念,拓展了一片较之“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和“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
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李欧梵､王德威都把眼光投向晚清｡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起源于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确立,即一种“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念,而“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其始作俑者是梁启超”,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对于时间观念的看法”,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②其次,李欧梵很早就把注意力投向晚清的报纸和小说,希望从中发现中国现代性起源的蛛丝马迹｡他借鉴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社群”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详细地讨论了晚清时期由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催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公共领域空间的兴起,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中进行综合考察,指出这些“新的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②其三,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②因此,在梁启超这样的“一流人物”之外,他充分注意到当时那些“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视的‘半吊子’文人”在中国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恰恰就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②他们所创作的文体上五花八门､相互混杂的通俗小说“展现的正是中国刚刚开始的摩登世界,这个‘世界’是都市人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②基于上述分析,李欧梵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③
在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进行分析和重新定位的同时,李欧梵还借用卡林内斯库的理论引出了西方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发展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当然它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现代性;另一种则是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所代表的传统,是“经后期浪漫主义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即所谓的审美现代性,它“代表着对进步观念的反动”,并故意用艺术先锋的手法来对抗前者的庸俗｡④尽管李欧梵一再强调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认为“根本世界上就存在着多种现代性”,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的现代性”这样的说法,②但显然他并不否认中国也存在类似的这样两种现代性模式｡其中《新青年》思潮背后所代表的是“和西方启蒙(enlightenment)思想的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性,“它经由对知识的重新组合而灌输几套新的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进步的观念等等”,并对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和全盘革命化,导致一场惊天动地——也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而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与图腾”｡④在这里,李欧梵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中的启蒙现代性及其发展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与总结｡与此同时,他更加偏好的则是那种倾向于“浪漫的与颓废的”审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传统｡晚清以来的苏曼殊､林纾,五四时代的鲁迅､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30年代之后上海的“新感觉派”､张爱玲以及五､六十年代之后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都可以纳入这个传统的发展流脉之中｡事实上,这也正是李欧梵前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所在｡
可见,这两种现代性的传统,在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框架中,线索是很清晰的｡只不过李欧梵充分注意到了二者在中国的特殊际遇｡他认为,“在中国五四时期,这两种现代性的立场并没有全然对立”,启蒙的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于是小说叙述模式也逐渐反映了这一种新的现代性历史观｡只有少数艺术家和诗人——包括鲁迅——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种五四的现代性感到不安或不满,有的人在作品中试图另辟新径,但大多数作家还是将这两种现代性混在一起｡而感受到矛盾最深的仍然是鲁迅”｡④但是,即使是鲁迅也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那种“感时忧国”精神,所以,“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美学中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意识声气相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⑤因此,即使是中国这个时期最具现代主义气质的“颓废”文学,“其资源仍来自五四新文学商业化以后的时髦和摩登,并没有彻底反省‘现代性’这个问题”,“而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李欧梵认为只有张爱玲｡④
王德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同样着手于对晚清小说的重评｡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这两篇同题互文性的著名文章中,王德威提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展于晚清”｡⑥他认为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中,其实隐含着多种现代性的可能｡他通过对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类小说的分析,指出“这四种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只可惜的是,“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她)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⑥所以,在王德威看来,“五四菁英的口味其实远较晚清的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弃,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⑥也就是说,正是以“感时忧国”自命､以“正统”自居､又“不脱文以载道之志”的五四文学,对晚清文学中的多种现代性的可能造成了压抑｡因此,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⑥王德威正是通过对晚清与五四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对话关系的梳理,建立起自己关于“晚清现代性”的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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