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借与林园别样春
作者：谭宇宏
这还是发生在竞技体育赛场上的事,在这里总归是靠实力说话的,是不是什么人无所谓,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球打得好,观众就会喜欢你,个性的内容倒没起什么绝对的作用｡
如果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事情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在这个行当里,可能更没有人喜欢被人说成自己是谁谁谁的第二世抑或第N世,他们可能一生一世都在追求着自己的个性,都在证明着自己与他人不同｡
比如姜夔｡
姜夔是宋代的词人,在这个以词为文学第一品牌的时代,他既没有苏轼辛弃疾那样显赫的名声,那是宋词的两座高山,一般人难以翻越;也没有柳永那样拥有众多的粉丝和拥趸,“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得到的待遇,何况还拉着“奉旨填词”的虎皮｡而姜夔却没有附骥于非豪放即婉约任何一个流派之下,穷毕生精力,做他自己,开创出“清劲骚雅”的“白石体”,在当时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的可能,也让后人在如过江之鲫的宋代词人中牢牢地记住了他｡
姜夔一生布衣漂泊,备尝寄人篱下的酸楚,但他虽清贫潦倒,却不附势媚俗,而保持着高逸的人品和清雅的志趣｡不过现在可以说,可能正是他这种终生布衣､清客游士的生活是形成其词特定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才使其词具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情感内蕴和审美蕴涵｡漂泊江湖､游食四方的生活状态和布衣清客的身份､地位使白石词中对人生的聚散离合格外敏感,并对之有更深刻的省视,有时甚至上升为一种整体的人生观照,从自身的凄凉体验中,进而认为世间一切盛衰荣辱､富贵荣华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成空｡词人游食于权门,生活漂泊不定,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之中｡他的所谓的家也几番迁移,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自然会增加白石关于世事变幻､人生无常之感,一切都如瞬间,都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转瞬成空｡而词人自身则以一种超然的目光看着这缤纷世事,看着世间的盛衰成败｡其内心也有着一种阅尽沧桑､经历了无数变幻之后的达观与平静｡将世事的变幻视为自然之理:“欲讯桑田成海,人世了无知音,鱼鸟两相推｡”(《水调歌头》)“老仙鹤驭几时归,未必山川城郭是与非｡”(《虞美人》)长年的漂泊,与游走于权贵之门,使白石内心有种看破红尘､参悟世事之后的凄然与从繁华尘世中退出的淡然｡在《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中说:“笑人间､千古须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念奴娇·毁舍后作》一词更是深深表现了这种超越意识｡
同时,由于白石作为布衣清客,游走权门,是依靠自己诗词､音乐､书法等方面卓越的艺术才能自立于名公巨卿间的,他一生保持了高雅狷介的人格操守,他的词的写作对象､他的词的阅读者,主要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是当时知识层次较高的文人,而非如柳永的词那样是为歌妓写作的｡譬如姜夔所依倚的中兴诗人杨万里､范成大､萧德藻等人｡他们之间可谓亦师亦友,互相诗词往来,品鉴唱和,白石依归时间最长的张鉴､张镃也是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文人,这就决定了白石词所写词作的“雅”的特质｡一般来说,市民民间的文学往往具有“俗”的色彩,而士大夫文化往往具有与之相对的“雅”的品格,白石词因为读者并非一般平民百姓,而是学养精深､人品不俗的名家,这就使他的词进一步远离了词的“俗”的特质而进一步“雅化”｡白石词之“雅”是后世较一致的一种评价｡尽管有称其骚雅,有称其醇雅,有称清雅､古雅者,但都肯定了其“雅”的特质｡他的词韵度飘逸,如雪中梅花,清冷幽香,傲含风骨｡宋末张炎说其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更是成了对白石词的定评｡“清空”也好,“骚雅”也罢,其实都是姜夔内在精神与品格的外化,“雅”是姜夔的生活内容,也是其人品之核心,当然更是其词品之特质｡
问题又回到前边说的另一种审美的可能｡在审美体验中,首先存在着中西方的区别,西方人首先关注的是“美是什么”,这是一种知识型的追问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是认识关系,这种以认识以思维来把握,由思维的物化形态——语言所组成的一套明晰清楚且具逻辑性的概念系统表达出来｡西方视理性为人和自然的本体,而理性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所以关于美的本体论的追问决定了审美体验的方式是由理性主义所决定的偏重分析的逻辑思维｡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首次将“思”和“我”联系在一起,论证了思维及主体的直接同一性,上承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下启德国古典美学理性主义精神,明确规定了审美的理性尺度｡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审美体验不表现为对美的本质的探求,而体现为对“审美何为”的追问,这更倾向于一种价值论､意义论上的追问｡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意义关系｡如果说认识是思维向着客体永无限制的接近,那么,这种非认识型的追问就不是思维所能解答的了｡这种价值型､意义型的追问决定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方式是偏重于直觉的感悟｡艺术不是逻辑思维,审美也不同于理知认识,它们都建筑在个体的感性领悟之上,既非完全有意识,亦非纯粹无意识｡佛､禅所言之悟的求实相思想及其直观性､超逻辑性等特点可以使“悟”直至审美和诗之根底,而由悟达到最高的境界也道出了审美的普遍规律｡因此“悟”之审美犹如一把金钥匙｡在姜夔那里,这种“悟”又体现在他对“余味”的追求,比如他的那首《扬州慢》,首先表现为善于化实为虚,即从即事写景中移情于境,将早经凝聚的感情,借着当前事物的触发,使之注入物境之中,并通过景物的描绘加以抒发｡不仅使每一景物气韵生动,更使景物与景物的相互之间和景物的前后变化的图景,体现了词人意象的波澜起伏……词人解鞍之地是迭经铁蹄蹂躏､景物萧条的扬州,是一座“空城”｡然而作者决不曾为写空城实景而写空城,而是为了抒发“黍离之悲”的情思｡如“荠麦青青”使人联想到古代诗人反复咏叹的“彼黍离离”的诗句,并从“青青”所特有的一种凄艳色彩,增加青山故国之情｡“废池”极见蹂躏之深,“乔木”寄托故国之恋｡当日落黄昏时,听到清角低吟,分外引起萧条的意绪｡“空城”,表面看来是实物,但正因为着一“空”字,却巧妙地“化景物为情思”,写出了为金兵破坏后留下这一座空城所引起的愤慨,写出了对宋王朝不思恢复,竟然把这一个名城轻轻断送掉的痛心,也写出了宋王朝就凭这样的一座“空城”防边,如何不引起人们的忧心忡忡,哀深恨切｡清空,表面好像很玄虚幽窅,难以捉摸,然而它却是一种经过艺术陶冶,在题材概括上淘尽渣滓,从而表现为澄净清纯,在意境铸造上突出诗人的冲淡襟怀,从而表现为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它说明作家立足之高和构思之深,也说明画面的余味和脉络的婉转､谐和｡但更重要的,还是含蓄与自然的交织､峭拔与流转的交织｡
还可以引为证据的是姜夔的“以健笔写柔情”｡恋情相思本是词中的传统题材,自词体产生之始便对之予以大量表现｡而白石的恋情词却能别开生面,以故为新,创造出新的审美境界,其恋情词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便是以健笔写柔情,使词更具转折拗峭､跌宕回环之妙｡其“以健笔写柔情”包含了多个方面,词中笔势劲直陡峭,转折处往往没有过渡,从一处陡然转入另一处,棱角分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