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色彩谈片

作者:王朝晖




  谈到色彩,我们首先感知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春天盎然绿色的勃勃生机,夏日姹紫嫣红的欢乐气象,秋天黄色丰收的累累硕果,冬日银装素裹的洁白无瑕。但是,人类所感应的四季轮回,是由眼睛构成的视觉感应器官接受太阳光的照射后反映到我们视网膜而形成的。感谢上天,人的视觉器官能够感受到太阳的白光所包含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光波,使人的生命添加了光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喜、怒、哀、乐也会随色彩而动。据科学研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像人类一样能够幸运地感知太阳的七色彩虹,好似只有黑白摄影,却发明不了彩色摄影。虽然上帝诱惑夏娃偷吃了苹果,阻止人类修成通天塔,但对我们还是有所眷顾的,给了人们分辨色彩的眼睛。
  可以说,随着人类的进步,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和教义的清规戒律后,科技的飞速发展,色彩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大到一个城市的公共色调,小到个体家居的多姿布色,更不必说,千般出彩万般设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发布会,以及各种舞台演出声光色的狂轰烂炸,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吸引人的眼球。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产生的外部色彩。色彩同时还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生成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心理色彩。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谈到:“每种颜色都有一种兴奋作用,从而具有一种特定价值……凡是有丰富多彩的内容的事物,就具有形式和意义的潜能。一旦我们的注意习惯了辨别和认识它的变化,我们就会欣赏它的形式,当然这些形式的各感情价值使这新事物同其它能引起同样感情的经验结合起来,从而为它在我们心中创造了共鸣的环境,那时它就取得意义了”。
  譬如红色,我们赋予它热情、温暖,婚礼上的大红喜字,红粉佳人;流血、火灾时,它又是暴力和凶险的代名词。白色给人以纯洁和平友谊的印象;冬季、丧葬时,又呈现萧条死亡的足音。黄色最让人感慨,曾几何时,它在中国是帝王的专用色,代表着绝对的权力与尊贵;时至现在,它又贬在九尊之外,成了下流、飞短流长不入流的色棍。
  色彩在心理层面体现出来的美学意义,在绘画、文学、电影等艺术门类表现得尤为引人关注。
  
  绘画的色彩
  
  人类最先在山洞中用矿物颜料涂抹的线条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甚或早于语言的发明交流,至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迎来了绘画史上的灿烂辉煌。画家们把对世事的感知和哲学人生理念浓墨重彩地涂抹到白色的画布上,以期再现或重塑这个世界。
  我们绕不过一个画家——凡·高。当今艺术品市场上凡·高的画作受到热捧,动辄以几千万美元的高价拍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高生前卖出的唯一一幅油画,还是他哥哥看他饥寒交加而出以援手的,通过斯通写的凡高传记今人才理解了这位怀才不遇并在精神分裂中辞世的天才。
  为什么当时人们没有发现金黄色的向日葵和金黄色的麦浪的艺术价值。是的,当时学院派的画匠和沙龙的贵妇们感到向日葵和麦子刺激了他们取景,感到艳俗不登大雅之堂。他们不会理解一个将生命奉献给艺术的大师的狂野内心,那是生命的呼喊,是人类生命因子的绝唱。
  读过欧洲史的人都明了教会在人们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连一国之君都不得不跪拜在它的尖顶下面,我们熟知的中世纪梦魇,就是指教会以宗教裁判所钳制世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命运,布鲁诺、伽利略及无数追求真理的人们无不遭到它淫威的迫害。
  我要说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是展示人物内心心理的肖像画杰作。不夸张地说,有了这幅画后,教会的大厦就轰然坍塌了。
  教皇端坐在一张精致的红色椅子上,背景仍是红色的天鹅绒帷幔,穿着白袍的上半身上披着折射着亮光的红披肩,戴着一顶红帽子,养尊处优保养得很好的双手搭在扶手上。画面上绝大部分的猩红和腿部一小片白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红色体现着无上权力的威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分明写着吃人”二字。在这红色映衬下吸引我们的是那张泛着红光的面孔。美学家鲍山葵说:“人的心灵,既不具有实在世界的沉重物质,也不具有它的全部自然过程,但却拥有一种魔力,能用以提炼实际事物的灵魂,并把这种灵魂授给任何他认为方便的媒介:洞壁,或者金牌或纸张。”
  这位世俗社会的最高主宰的邪恶灵魂跃然布上。他睥睨着你,目光锐利而不怀好意,紧闭的嘴唇好像随时会发布摧毁一切的指令。在这个人的面相上,我们看不到一丝普度苍生的怜爱之光,而是地狱之火般的残暴、邪恶、贪婪。
  教皇英诺森十世本人看了画家的画作后,评论道:“太像了!”我们不得而知这句话的含义是教皇感到画家画出了自己的权势而志得意满,还是觉得暴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感到不安。
  
  文学的色彩
  
  文学家手中的笔虽然不像画家手中的画笔那样,凭调色板三原色涂抹世界,但同样可以勾画大千世界的晨钟暮鼓、悲欢离合。他们或重彩或素描把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挥洒在笔端,文学的色彩更多是体现在象征、隐喻和风格之中。英国作家德·昆西说:“摆在作家面前的问题是把自己的内在思想具体化,有意识地使那些纠缠在未经分解的感觉里面的潜在因素得以显现,一句话,通过三棱镜放射出各种不同的成分,而这些成分以前对作者本人也不过只是一些幽暗不明错综交织的混杂观念。”
  经典作家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小说中的红色代表了军队的荣耀,黑色体现了教会的权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游走于红色的光荣、黑色的尊贵和玫瑰色的爱情之间。今天,我们重新解构作品,在作者的语码下面,红与黑也展现出人的内心世界的两面。红色是人内心渴求获得美好生活的渴望,黑色是当正常途径获得不到内心的满足时,只好将灵魂交付墨菲斯脱。于连·索黑尔的时代是法国大革命后王权和贵族削弱拿破仑之后的时代,平民也想过上醇酒美人受人尊敬的生活,他们会如何向上爬呢,时代拷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这和我们当今国人所处的时代有些相似,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物欲横流、金钱美女诸多诱惑蜂起,为了过上好日子人人都在向上爬的时代。一百多年前拷问于连·索黑尔红与黑的道德底线的问题同样在拷问着我们,我们的或红或黑的道德底线又在哪儿呢?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曾在其国内遭到批评,原因是色彩过于灰暗了。秉承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法规的批评家们质问作家:为何不表现社会主义晴朗的天,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建设共产主义的火热生活。
  历史是文学的最好注脚,那些诸如展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脂粉文学随同前苏联的解体随风而逝。肖洛霍夫的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牵着孤儿小男孩向着布满云雾的远方迷茫而去的背影却屹立于经典文学之林而不倒。
  余华的《活着》也有墙外开花墙内不香的尴尬境遇。张艺谋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也被打入了冷宫。老谋子大概受到了刺激,之后的电影更加靠近主流话语权了,这都是文学色彩惹的祸。前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说过:“一个正在发展和日益巩固的社会绝不怕真实的描写,只有注定灭亡的社会才感到真理的可怕。”
  
  电影的色彩
  
  彩色摄影胶片的诞生,使得电影这门新兴艺术更具有了魔幻色彩,随着技术的进步,影像的色彩空间成为人们观看影片经验的组成部分,影片的色彩强化了电影导演的语汇表现力。
  本土电影导演张艺谋更愿意在他的电影中将色彩张力最大化地呈现给观众。他曾经说过:“我认为在电影视觉元素中,色彩是最能唤起人的情感波动的因素……取浓郁,不取清淡。”红色更是他钟情的色彩。影片《红高粱》中:红色的高粱地、红色的高粱酒、红色的轿子、红色的肚兜,影片的结尾红色弥漫了整个银幕,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在飞舞,人物身上流的血和这血色的一切融为一体,达到了撼人心魄的强烈效果。红色在这部影片中寓意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民族精神。
  在之后的电影《菊豆》里红红的染布对比灰暗的染坊,生命欲望窒息在愚昧心灵的荒漠中;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红灯笼则是封建权力的符号,灯笼亮灯笼灭成了待宰的羔羊的信号灯;而在影片《秋菊打官司》里艳红艳红的辣椒串映衬着秋菊火辣倔强的性格及要“讨一个说法”、誓求真理的决心。
  但是,在张艺谋操作商业化大片时,色彩则被附丽于形式范畴上。《英雄》红、绿、黄、蓝、白、黑色块的铺张,《满城尽带黄金甲》金色的盔甲和艳丽的菊花的豪华打造。《黄金甲》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结构脱胎于曹禺的话剧《雷雨》,在眩目的色彩包装下,它演绎了宫廷中的阴谋与欲情。《雷雨》曾给予我们的时代批判力和深刻的人性魅力已荡然无存。
  不只是张艺谋痴情于电影中的色彩,我们可以举出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苏联导演帕拉杰诺夫等等均将色彩演绎于自己的电影胶片之中。著名摄影师斯托拉罗说道:“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我们使用色彩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感受,就像运用光与影象征生与死的冲突一样。”其实电影中的色彩不过是利用了其对观众心理上的影响来揭示影片的主题象征意蕴。
  日本电影导演岩井俊二对印象派绘画十分喜爱,他像印象派画家一样痴迷于色彩的张扬,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有主打色调。在好评如潮的影片《情书》中除了双重结构的故事线索剥茧抽丝般细腻展现外,白色成为这部纯情影片的底色。电影开场就是漫天飞舞的鹅毛白雪,白雪笼罩下的群山,白色的山间小路,随风舞动的白色窗帘,一片纯洁的白色预示着影片的情感指向。当女主人公面向白雪皑皑的大山喊道:“你好吗?我很好……”时,相信观众们都会被这白色表现的爱情的纯净和圣洁所深深地打动。
  但是色彩并不等同于彩色,黑白片时代的电影,结合黑白不同的层次、明暗效果,同样会达到同彩色相同的效果,如希区柯克的《蝴蝶梦》、《美人计》等等。
  以上仅是简略谈了色彩和绘画、文学、电影的密切关系,其实色彩和一切艺术都是亲密无间的,更不用说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也许有人会说音乐只是声音的传播,和色彩没关系了吧!错矣,你只要听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你定会感受到其中季节轮回的色彩律动。
  (作者单位: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