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从“作者之死”到“读者之死”
作者：王 超
首先需要做的,是检视近期发表的相关论文｡在唐小林先生看来:“‘读者之死’是指所有人都在历史的某一时刻突然停止了阅读活动｡”“即当下阅读文学经典的人正在锐减,几至于消亡”,②而刘朝谦先生又指出:“学生,尤其是以文学､艺术和美学为专业的大学生对文学经典文本的极度陌生,可以视为是文学经典时代已死,文学经典的读者已‘死’的标志｡”③其中的读者被看作是经典阅读中的生命实体,死就是数量上的“锐减”｡整个命题就是“读者”这个符号集合群像的量变到质变的本体否定过程｡欧震先生则从文化审美视野剖析了其深层危机:“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读者的主体性在确立之前就已经被无孔不入的市场力量消解了｡”④他认为这个命题其实可以转换为主体性的碎片化或崩溃｡
在我看来,这个命题应该置放在这样两个语境中考察:第一､从文本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看,“读者之死”与“上帝之死”､“人之死”､“作者之死”,共同构成一个总体性的知识谱系和符号链条｡其所指必然要在这个坐标中才能得到体认;第二､从宏观的文化视域来看,它又与消费社会的美学范式､文化大生产时代的文本形式以及当代媒介文化话语生产功能密切相关｡它应然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中得以展开｡
那么这里的“读者”究竟是不是指作为物理意义上的具体的读者呢?这还必须从叙述学层面“本隐以之显,求易而得难”(陆机《文赋》),或“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才能从整个诗学语境中抽丝剥茧,开掘其潜在的文本理据｡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率先提出“上帝之死”⑤｡推动了西方反理性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理论思潮｡上帝本是终极视域下的存在论归宿,其死亡的宣布意味着尼采对信仰光环下的绝对真理和最高价值的根本性否定｡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判断直接导致了“虚无主义的降临”?熏⑥意义阐释的至上权威因此而缺席,而“理性与宗教始终是西方精神发展所依赖的两个转轮”(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熏于是,现代人都成了“无家可归者”｡继而福柯指出:“确定主体的陈述不应借助于超验主体,也不应该借助于心理主观性｡”⑦如果说,作为超验主体的上帝被尼采否定了,那么作为人的理性意识标志的心理主观性也同时被福柯封杀｡他在《词与物》中提出的“人之死”就从语言学上揭示了人的陈述分析的有限性｡这里的人显然不是生理学上的个体存在,他所针对的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哲学,认为先验与经验､起源与回溯为一体的“人”已经解体,人必须要脱诸种规范性指令才能得到话语解放｡并且他解释了表象体系后支撑的权利分配形式和亚文本界限｡这就意味着,对于整个知识领域来说,传统的陈述､分类､推论和价值批判的逻辑性基础出现了问题,因为作为终极授权者的超验主体“上帝”的缺席使价值判断所通约的思想体系近于瓦解｡
对这种话语边际约束和权利规范的深度质疑彰示着某种“不确定性”陈述模式的到来,它潜在的意蕴在于,传统的稳定的权威的话语框架随时在拆解､重构､收缩或扩张,这个过程中诸元素的身份必然会体现为内涵和外延上的滑动｡可见,福柯体现着对尼采的超载,而两者也共同对传统的价值领域进行了颠覆性破坏,铺垫了“死亡”系列的理论框架,而与“读者之死”更为密切的,是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他在《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中把“死亡”主题从哲学转移到文学符号学领域｡他从结构主义文论出发,认为文学并非一种精神意识的客观反映形式,而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内倾性的“代码”系统,具有自我含纳的功能｡因此,“文本”替换了“作品”,文本从作者的主体性意识中解放出来,由一个意义实体变为“意义域”或“审美场”,胡塞尔说“回到事物本身”,为它加上括号,任何“权威”都是这个文本事实的非法介入,海德格尔说“言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都不约而同地把文本当作是一个主客体美学视域交流碰撞以至于产生意义的这样一个不确定符号空间｡巴特从文学领域把这种思想具体化,用话语的“叙述代码”把语言符号的外延系统纳入内涵系统的深度表达层｡继而他又把文本分为“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前者是“及物式”写作?熏作家似乎把事实澄清得相当清楚,把读者引向文本外的所指世界?熏作者权威使读者潜意识去接受意义事实｡而可读的文本是“不及物式”的写作,读者不再是文本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主动参与文学符号的意义解码事件｡换言之,可读文本的能指与所指是逻辑清晰的封闭型固定化结构,而可写文本取消了这种先验设定的指涉关系,把作者的意图“悬置”,因此文本符号成了一种需要读者去释义的未完成性框架｡它作为能指链,能不断地组合排列产生新的文本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巴特的“作者之死”直接导致了“读者之生”｡显然这并不是指经典文本的创作者的“锐减”或“消亡”,而是意味着读者阐释的合法性推论的逻辑基础已经成立｡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上帝之死”和“人之死”描述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诞化体验和主体性变异,从而使不确定性､焦虑､断裂性等等成为20世纪的主导符码｡这为“读者之死”奠定了哲学上的历史动因｡而巴特“作者之死”也直接沿承了这个思想,把作者从生推向了死,同时又导致读者的“生”｡那么“读者之死”作为这个符号链条上的一个此在抽身,又是如何从“生”走向“死”的呢?
深入下去,会发现巴特的“作者之死”､“零度写作”切断了作者话语权在文学活动中的无限扩张力｡他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写道:“作者的死亡不仅是写作的一个历史事实:它彻底改变了现代的文本(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的,文本从此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书写和阅读｡于其中,作者在所有的层次上都不再存在)｡”这阻止了作者从创作权到阐释权的非法跳跃,写作因而成为一个界限明确的行为事件｡这也还原了读者的原初形态,即他有权对本文本做出个体化的理论回应,“因为,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文学才被展现为文学”｡⑧
但值得警惕的是,“作为观察者,读者或观众,我们获得的意义决不是说者或作者或别的观察者给出的意义”,“意义必须得到积极的‘阅读’和‘解释’”｡⑨正是在意义的建构姿态中,在对作品凝视､领会､审美占有的位格化置入过程中,“读者”的身份才得到事实性的符号表征｡并且,作品的意义“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批评过程的结果”?熏⑩而非存在着某一种支配性话语分析权｡但是,当一种权利走向极度自由的时候,就必然存在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出现的危机｡读者之死的直接后果是缺少内在规定性的文本成了无边际的“延异”和“播撒”系统(德里达)｡而读者话语权利的无限扩大导致标准界限的极端不明确｡“自由式阅读”使读者产生内在的价值认同危机｡因为,“意义依赖于对立者的差异”,“我们只能通过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11}在这异质性对话中才能找到参照系,找到阅读意义的认同坐标｡其实读者的认同方式大致包括内在认同和外在认同｡当外在认同出现费耶阿本德所谓的“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标准虚无化后,那么,阐释的极限域如何界定?所以自我认同就必然会滑向内在认同,而内在认同的急剧膨胀导致主体意识的自我分裂｡这就必然反弹出强烈的外在认同诉求和身体焦虑｡然而外在认同途径的断裂又迫使意义追寻呈现内倾化趋势｡在这个“逼退”与“诉求”之间呈现出读者价值认同的二律背反和双向错位｡于是读者身份演变为受众身份,受众教育被取消了外在的合法性根据,走向价值虚无主义,也就意味着作为意义生产成员的“读者”身份的边际约束濒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