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２０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作者：尚　辉

　　在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对日寇铁蹄下中国人民流离失所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现实主义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她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也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巡回画派的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在于真实地再现生活｡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 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和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⑧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这里,作者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在《一以当十》一文中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作者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讨论,都是针对五六十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0}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的《向工农群众学习,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的讲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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