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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之比较

作者：黄光伟

　　“复调”理论强调对话永远是一个开放性的､未完成的系统,真理的意蕴在不断的对话中呈现出来,沉默和封闭不是真理存在的条件,只有不断地对话,才能达到真理的真谛｡前述我们讲过,人类生存的本质是对话性的,没有对话,人类将一事无成,更谈不上对真理的认识｡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不能也不会是绝对的｡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伴随着人类生活发展的历程而指向永恒,却不会停留在所谓永恒的结果上｡巴赫金对此有极其清醒的认识｡没有谁能最终垄断､占有真理｡他在陀氏小说中发现了这一点,“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说出他最终的见解｡”{13}在陀氏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的反对出自别人和对他们个人所做的某种定论｡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深信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巴赫金指出:“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14}对话的这种未完成性､未定论性､自由的开放性,是对独白型的封闭､单一话语的反动｡巴赫金指出,对话无论是作为一种文体还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都源自古希腊,对话成了古希腊时代人们在各个领域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日常生活等领域探索真理､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等人都对对话这一文体及其精神流传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古希腊这种学术民主､自由的精神,不仅促进了古希腊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而且也成为推动西方文化尤其是人文科学发展的驱动性力量｡
　　巴赫金不仅仅是思考陀氏小说的问题,所谓“对话”也不仅仅是指小说,而是联系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并由此扩展到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甚至想到人类的全部生活,全部的文化,全部的历史,他的思考是那样的广阔,那样的深邃｡他写道“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渗透了一切含有意义的事物｡”{15}源自陀氏小说的“对话”这一术语,经由巴赫金的提炼变成一个极富动力感的思想文化的螺旋,跨越了文学､哲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穿越了自古希腊以来浩渺的历史时空,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了以强凌弱､多元民族文化并峙､意识形态对立､国家利益纷争的世界上,对于人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人类社会,是一种深刻的启迪,至今仍闪烁着动人的思想光辉｡
　　
　　 二､ 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之差异
　　
　　(一)､巴特的文本理论一个潜在的目的是消解主体性,在文本理论中“作者”是不在场的,文本理论力图切断作者是文本意义之父的血脉,激昂地喊出“作者”之死的口号,明确反对任何追求文本意义的企图,反对古典意义上的作品理论,反对作者至上､作品至上的理论｡1968年,巴特写了一篇不长的论文《作者之死》｡他写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16}
　　“复调”理论并不排斥“作者”的声音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作一个独立､平等的与文本其他声音对话的伙伴｡相对于巴特偏激的言辞,“复调”理论带有“主体间性”的意味,“虽然这里巴赫金并没有提到‘主体间性’的概念,但从他的思想实质来说,对话各方的独立性不但是差异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一种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他道出了一种平等的相互沟通的对话关系的本质乃是主体间的可理解性｡”{17}复调理论所强调的是把作者与人物都放置在一个平台上,作者与人物一样都是平等独立的主体,作者本人只是众多独立平等声音之一,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优越性,也不具备任何垄断和统治别的声音的特权,作者与人物是彼此共生共存互相交流的,是对话性的关系｡
　　(二)､“文本理论”格外看重读者的作用,将其看作意义生产的､创造性力量｡“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头,也不是文本的终极｡他只能“造访”文本｡文本向读者开放,由作为合作者和消费者的读者驱动或创造｡“可写的文本”的提出与审美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复调”理论缺乏读者声音的思考｡
　　(三)､比较而言,巴特的文本理论关注的是现在时,“可写的”文本是具有当下意义的现在时,是切断了历史联系的当下时,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多元化,这是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强调现在时,主张不确定性､非中心化和多元化｡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对话性”,不仅仅关注当下意义的存在,更是从丰厚的历史文化中延伸出来,指向未来的理论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巴特的文本理论较之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缺乏一种深刻的历史感｡
　　
　　三､相关问题的思考
　　
　　1.巴特反对作者是文本意义之父,力图将作者形象从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中心位置清除掉,将文本推至中心位置,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一个重大转变,即由“作品”到“文本”｡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作品”的终结｡(尽管我们还很难说巴特有明确反对欧美新批评派的作品至上,作品研究中心论的思想,但他的“文本”理论的提出却消解了作品作为文论研究的中心地位｡)文本理论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文本”理论为后现代背景下文本多元化的理论思考开辟了道路｡比较而言,巴赫金的思想肖像更其复杂,他研究陀氏小说时并没有面临巴特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理性膨胀,语言“中心化”､意义“总体化”的诸多问题,他仍然是在作品意义的层面上讨论“对话性”问题,这就是说他还是相信作品的意义是给定的,作者是文本意义确定性的一个环节｡但是他的“复调”理论所揭示的多种声音并存的现象,又是注重多元､注重差异的,这又有后现代思想文化的因子｡2.“文本”理论的出现,意味着对作品或文本本原意义追求的消解,意味着作品意义的确定性受到质疑,作者是意义垄断者地位的丧失,权威不复存在｡能指一再被延续,没有终结,这是一种无序状态｡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强调在多种声音并存､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彼此的对话性却给今天的人们极大的启迪,对话是人们能够而且应该选择的方式｡对话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秩序,一种意义的建构｡3.“文本”的存在在于其“互文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文本之间彼此互证､参照､渗透,意义之网取代了以往稳定的结构｡每一个意义的节点,都是意义蔓延的开始,是一个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开始,这一蔓延没有终结｡这又是今天网络时代的一个写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强调对话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强调它的未完结性,它的永恒性｡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06级博士生)
　　
　　①参见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②转引自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③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和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④⑥⑦{17}周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第358页,第361页,第344页｡
　　⑤{10}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第224页｡
　　⑧[英]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⑨{16}[法]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第307页｡
　　{11}{12} [俄]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9页,第344页｡
　　{13}{14}{15}[俄]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 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第221页,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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