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文学中的人类学
作者：刘晓飞
在这里,我想用“三度转向”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嬗变轨迹｡整个80年代,文学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向:首先,文学由政治的急切控诉转向“人”的觉醒,人类学思想又开始有所复苏｡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1984年之前,无论是朦胧诗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意识流小说,主要是文学不自觉地朦朦胧胧地呈现了人类学的特征,属于自我萌芽阶段｡由于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撑,文学不过是凭本能爬出“文革”泥沼｡那时候无论是文学还是人类学双方面的条件都不足以使人类学在中国蓬勃生长并对文学施加影响,是文学举起“人”的旗帜一步步在向人类学靠近｡其次,进一步的转向是从现实的浅层观察思考探入到民族历史文化根源｡当代文学鲜明地体现人类学思想,或者说文学中的人类学由自发的意识到自觉的思想的完成是从杨炼1981年的诗歌肇始､风俗文化小说为铺垫､第三代诗歌为探索,到寻根小说终于蔚为大观｡这其中文学的关注点也实现了由近距离的现实到民族历史文化的二次转向,这个转向的关键点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而第三次转向则是由文人情感和意识转向鲜活的生命特别是民间的生命｡如果说在前两次转向中,人类学意识和人类学思想是分别对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创作思想背景的还原,那么,文学的第三次转向则是很大程度上在人类学的带领下,通过生命高度特别是民间生命的抵达还原了文学本身,还原了朴素的面目｡1989年之后基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交合作用,文学由启蒙的中心地位降落到边缘地带,实际上是正得其所,消除了紧张的应用性,转为自在个体的情感与现实表述,无论涉及现实还是心灵,由于主客体本身的复杂性,摆脱了负累的文学能够沉入到对生命生存真谛的思考之中｡这就从文化转向了最少现代文明“污染”的自在民间——当下相对原始纯真的民间的生命生存,这是对前两次转向的品质提升和深入｡文学解放过程中返回“原始文化”的结果是找到了原始的生命生存｡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前两次转向带有很强的“启蒙文学”的性质;后一次转向则属于“文学启蒙”,是完成了启蒙任务的文学本身的新生｡文学走的是一条“往后”､“下行”的路线,从文学的表现对象开始然后追本溯源最后是自己的解脱和放松｡由文化到民间,由民族到人类,由启蒙到审美,由神话到哲学,中国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下降沉实却更广阔深远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作家的前景好像光明起来｡这个过程伴随的是人类学影响的日渐深入和加强,并渗透到了骨髓当中,逐渐成为作家和理论家们理论探讨和作品创作的一种潜意识｡当然“转向”并不意味着和过去未来一刀斩断的孤立,是就大的创作趋势和文学思潮而言｡在这期间,人类学经历了文学中的自发的人类学意识到后来明确的理论对文学推波助澜,有一个人类学自我生长的过程｡整个80年代,人类学和文学都在发育｡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丰富多元的｡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基于众多原因处于“无名”状态｡相对于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操作和意义拆卸,“内容”似乎在文本中又一次显现出来,作家一反80年代后期的“零度情感” ､冷漠写作,经济､历史､女性等社会问题得到了反映｡这样,新时期文学就经历了一个社会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社会中心的轮回｡另一方面,在广泛的后现代语境中,人类学已经汇入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等诸多思潮中去,涉及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化诗学甚至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呈现多元融合趋势｡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德里达和拉康的解构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女性主义重新书写女性历史构想中都可以看出人类学理论渊源｡其中,人类学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的结合在90年代的作品中尤为突出;新世纪以来,涉及社会焦点问题底层写作､农民工写作是吸引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点,另外还有神话改写和改编的题材也逐渐升温｡
概括人类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横向扩展的层面上来说,人类学使文学恢复了“人”学本质;而从纵向方面来看,人类学从传统和历史的根源处思考文学,使文学成为一个前后连接的系统,具有了整体性｡这样看来,人类学具有还原和连接的双重作用｡同时,人类学还不仅对“文学是人学”这一路人皆知但不懂所以然的文学命题给予了理论层面的观照和解释;更直接的效果是,人类学也带给了文本创作崭新有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方向｡也就从人类学的引入为契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开始变得厚重沉实丰盈饱满起来,一反以往以社会政治伦理学为圭臬的机械僵硬､浅薄单一､乏味粗陋的局面｡文学的价值由此得到了提升和飞跃｡可以说,在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一统文坛的情况下,当代文学不可能有大的变革｡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芝麻开门”的符咒,它使迷茫的当代文学豁然间柳暗花明进入了“另一村”,成为当代文学观念和创作上的分水岭｡人类学给文学领域打开了一扇久已封闭的厚重的门,门外是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朴素而深幽的世界｡尤为醒目的是,人类学的进入使当代作家对于民族神话中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运用日趋熟练,从无意识的呈现到有意识的运用｡比如,从《红岩》中的坚定的革命者江姐到《人到中年》中疲惫的女医生陆文婷,再比较一下不同时期当代女作家的作品《生活秀》和《长恨歌》,文学中的人性因素越来越多,文本创作中的“有意味的形式”也愈发明显,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则直接对应着一个洪水神话,当然最明显的是最近的苏童重述孟姜女神话和叶兆言的后羿与嫦娥神话还原写作｡
人类学点石成金般的神奇效力使得中国文学界为之瞩目,也获得了国内理论学者和创作者们的一致青睐｡创作界带有人类学色彩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显露苗头的风俗小说,到特征明显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再到风起云涌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乃至后来的沸沸扬扬的新生代小说､女性主义,人类学越来越频繁地显身赋形｡结果是文学中附加或强加的成分渐渐被剔除,最本真的生命和生存层面的东西显现出来｡文学终于近距离贴近地观察人的生存种种,对人究竟是什么给予了有效的思考和表达并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的最终旨归所在,人类学是沟通联结作为形式的文学和作为实质内容的人的桥梁,或者人类学是源源不断提供营养的绿叶,文学是直韧的枝条,它们共同撑起了粲然灿烂的人之花｡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身心自由的获得带来了人类学的重新复活和长足发展,文学枝条也由此由一点新绿抽出而发展成蔚蔚丛林｡看起来,人类学与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关系是如此密切,人类学拯救了文学,文学又宣扬光大了人类学｡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人类学与文学的纠缠枝蔓的关系是一口很有意思的井,淘挖下去或许能发现一些东西｡
当然,从它的命名､定义和门类来看,人类学是一门彻头彻尾诞生在西方的学科｡但由于它特殊的研究对象“人”及其文化,在中国它当然也可以找到感应点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的历史比较短暂,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没有经过太多时间的淘洗和磨砺以完善,还有诸多不确定和变动争议的因素;加之中国80年代以来文学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因此,探讨人类学与中国文学关系虽然不失为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①《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38页｡
②《文化人类学》,林惠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1页｡
③《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荣格,转引自《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101页｡
④《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熏 [美]魏伯·司各特,蓝仁哲译,《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⑤《五十年的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何启治,柳建伟,《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⑥《民俗是民族文化史和文化学的重要因素》,《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钟敬文著,董晓萍编,中华书局,1996年11月,第一版,第196页｡
⑦《纯美的注视》,张炜,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第8页｡
⑧《米·自序》,苏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10}《音乐影响了我的创作》,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熏2004年,第8页｡
{11}《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熏1995年重译本,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