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

作者:李永东




  长期的写作准备、对媒体制造者所作的大量访谈、类叙述与个案分析的有机结合、颇见功夫的文本细读,以及运用统计图表与数学模型所进行的量化考察与文化分析,使得《媒体制造》视野开阔、涉及面广,但又不流于空疏。《媒体制造》避免了当前许多研究信马由缰、空疏草率的流行模式,对于强化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具有示范意义。
  《媒体制造》的许多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文学传播现象做出了符合实际的个性化解读。可以说,它的创新是整体性的。《媒体制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对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现象的分析,具有“以刊证史”或“以社证史”的文学史价值。例如,对先锋文学创作潮流起伏流变的分析,就体现出了作者解读文学史的独特眼光。对先锋文学发生发展和消退转向历程的探讨,学界往往从本土文学思潮的内在更替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来解说其发生,从形式实验的有限性和社会语境的转向来说明其消淡。《媒体制造》则独辟蹊径,侧重从期刊的分化、媒体的竞争来揭示先锋文学的历史轨迹,精辟地把先锋文学的演变历程概述为“从潜滋暗长到锦衣夜行”、“从金蝉脱壳到假面狂欢”,而先锋文学的这一发展历程与文学期刊的分化和命运伴随始终。作者指出:先锋文学最初在《西藏文学》等边缘期刊获得演练的机会,然后才进驻中心刊物,但中心刊物在推出先锋小说时尽量作低调处理,不树旗帜,不弄专号;90年代初,文学期刊的号召力下降,出版传媒将文学期刊推向边缘,消费文学成为出版的主导性话语,影视传媒的强势出击则以压迫式的覆盖动摇了文学期刊对于形式实验的信心,也诱惑着先锋作家转向影像化叙事,先锋作家纷纷转向;到了90年代中期,“先锋” 蜕变成一种面具。作者从期刊分化的角度,清晰地揭示了先锋文学演变的历史轨迹,其见识的独特和论证的有力令人佩服。《媒体制造》的第三部分“跨媒体传播”虽然涉及的领域广泛,但是对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文学评奖、媒体批评和传媒趣味这些话题的探讨,同样新见迭出。例如,“影视时代的文学危机”一章讨论了影视趣味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强大侵蚀作用,其中对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历史小说、反腐小说等小说潮流与影视的互动合谋关系的分析,都相当精彩。尤其是对文学的影视化叙事的得失阐释,更是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批评眼光。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学只有避免成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也只有避免生吞活剥文学资源,不以牺牲文学价值的代价来片面追求影像感,影视与文学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否则,就意味着两败俱伤。”(《媒体制造》第223页)再如,对传媒时代批评风尚的论述,亦可见出作者独立思考的学术姿态。作者把传媒时代产生的不良批评倾向概括为“影子批评”、“卖骂批评”和“寄生批评”,论述切要而发人深省。《媒体制造》对其他文学现象的论述同样不落俗套,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感悟和深度的辨析。对此,我们不一一列举,留待读者亲自去阅读体会。
  《媒体制造》延续了作者一贯敢于直言、锋芒毕露、严谨苛刻、稳健扎实的批评文风。在富有才情的分析中,流贯着作者独立的批评人格和人文主义的批评观念。
  《媒体制造》充满了灵动鲜活的语言、机智新鲜的见解,在与作者智慧的交流中,我们能够获得强烈的阅读快感。笔者在阅读时,每读完一章,既为黄发有的学术见识所折服,又私下为同道叹息:黄发有又开启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当代文学的研究园地又被他抢占了肥沃的一块。
  当然,《媒体制造》对文化传媒与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白璧无瑕。笔者认为,《媒体制造》非常重视各类读者的接受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对一些现象的论述主要考虑的还是专业读者(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另外,书的章节结构如果能够稍作调整,会使总体脉络更清晰凸显。
  其实,黄发有仅仅把《媒体制造》当作“文学与传媒关系”研究的一项“阶段性成果”,他还准备继续拓展,进行视野更开阔、分析更深入的探讨,写作另外一本书,而且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媒介文化与当代文学生态》。我们欣喜地期待黄发有的新著早日问世。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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