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平凡蕴含不平凡
作者：胡锡涛
进入市场的书便是商品，凡是商品须有卖点，虽有卖点却未必有思想亮点和学术价值。崔树人这本书不是商品，只是作为赠品在同仁好友之间交流。虽不是商品，却有其特点和亮点。
它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杂”与“博”，以文学为主，兼顾哲史，文学研究、影剧评论、古籍诠释、杂文、随笔、诗歌、散文、读书笔记等等十二种文体，可谓多才多艺。中国自古教学是文史哲经政不分家，“四书五经”是按原著通篇讲解，宋以后，皆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 ２０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综合大学的文史哲经政逐步分割分离，互不搭界。鉴于这种状况，我对崔树人《〈封建论〉白话试译》很有兴趣。既通畅明白，如行云流水，又能保持原文的原味，实属不易。这又使我想起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高校图书馆都有柏杨版《资治通鉴》，借阅率很高，柏杨的高明不在于白话译作，而在于他用白话文写出很精彩的评语。崔树人若也能在《封建论》译文之后，来一段精彩的评语，必然增色不少，可惜他未想到这重要的一环。
而它的亮点，多是旧文有今意，很多看似过时，现在读来依然精彩，甚至仍然值得学习思考。比如在崔树人文集“古籍诠释”这一栏目中，有《楚辞·〈湘君〉〈湘夫人〉分析》、《简论〈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特征》、《浅论陶渊明诗作的认识价值》三篇学习笔记。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不注意启发式教学，不强调素质教育，死记硬背较为普遍，高分低能的现象已逐渐显现。我也无意放“马后炮”，我只是想说“大跃进”年代大家头脑都发热，都把“好大喜功”当作雄心壮志来宣传，结果造成经济上的大损失、大倒退，但是，“大跃进”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或隐或显地起作用，弄虚作假、谎报政绩、瞒上欺下。如此自欺欺人搞下去，如何得了？我不想把崔树人在５０年前写的几篇平凡的习作抬得很高，当时年级里高手有的是，但没有一个高手愿写这种不讨好、不得分的习作。那么，在开放时期的本科生、研究生中间怎么样呢？本科生情况我不了解，只知道研究生的一点情况。我曾参与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的审阅与评点，他们的学术论文是按导师规定写的，除了学会运用一大堆新名词，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上并不到位，可以说，远不如崔树人当年的水平。任何事情都可比较，把崔树人的习作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比，或放在今天现实中相比，才可看出其可贵与不凡。
对一般文集的阅读次序都是从头开始，而我读崔树人这本集子则是从尾开始。因为最后一栏“读书笔记”有两篇文章，引起我很大兴趣。一篇题为《波普论“三个世界”》，还有一篇题为《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这两文距今已有２５年之久，有人可能以为早过时了，其实不然。波普本人信仰基督教，他对社会的基本观点是“人人皆可错”，“人人皆可批评”。这和中国儒家所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很相似。但由于波普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而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反对自由主义，所以，在１９８２年的国内介绍“三个世界”哲学观点这种事情本身就带有触犯禁区的味道，仅仅一闪而过，便煞车了。崔树人也许并不了解这个背景，他只凭着个人的哲学敏感记载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介绍。幸而有他这一篇转述，才让今天的读者知道２０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学术界曾经有过一次对西方哲学理论的重要介绍。这一介绍还没有来得及引起广泛讨论便结束了，说明中国学术界要冲破理论禁区是何等艰难，介绍一个普遍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有足够的胆识与耐心。
崔树人“客串”宣传哲学探索，毫无哗众取宠之心，只有实事求是之意。例如哲学名篇《矛盾论》有一名言：“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但理论家华岗同志在病逝之前写下一部重要论著《规律论》，提出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把差别看成即是矛盾的观点，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理论根源。这部遗著１９８２年出版，立即引起当时《红旗》杂志主编熊复同志的重视与推荐。他们都曾遭受“文革”的迫害，算是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崔树人在读了熊复的推荐文章《时代的哲学探索——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之后，才知道山大老校长华岗有这样一部重要著作，同时发现华岗在另一部手稿《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中说得更为明白，就特意转引，作为补充：“把差别和矛盾看作同义语，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异象和差异，就会造成错觉，使人们走上夸大矛盾和臆造矛盾的荒谬道理。”客观世界是多元、多样、丰富多彩的，不可能整齐划一，如果只允许一种颜色、一种声音、一种思想，强求一元化，把思想文化领域规定过窄过严，无疑是跟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抗衡。
哲学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崔树人关心哲学，绝不是他“多管闲事”，恰好与他本职工作——文学理论、文艺评论专业密不可分，使他在平凡的事业中多了一份智慧与悟性。哲学并不总是从个别演绎一般，从具体上升为抽象，恰恰相反，哲学更强调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从一般演绎为个别。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思维方式。所以崔树人在１９９０年初次发表、１９９３年转载的论文《批判继承，一分为三》中，本意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只是想对“一分为二”进行补充和改进，议论的范围只限于“对传统文化应取的态度”。这种议论若出现在文革前后，肯定会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容不得讨论就打下去。就算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也并未能引起轰动，只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在我看来，得奖并不重要，值得重视的是崔树人敢于提出“没有明显阶级属性，可以为任何集团所用的民族形式或中性文化”。语言文字、艺术形式、医农、科技、天文地理等等不带阶级属性，自不待言，而明确指出“中性文化”“为我所用”，这是一个明智的提法，在今天日益开放务实的时代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因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文化的精华总是少数，文化的糟粕也是少数，而中性文化或作为中间状态的文化总是占多数。“两头小，中间大”是普通现象，只看两头，放弃或无视中性文化和中间文化，必定造成文化的失衡，政治的偏狭，乃至治国的失策。举个例子，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这句话是指明朝治理疆域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不如清朝高明，就涉及对传统文化尊重的必要性。明朝花了几十年时间修了比秦王朝更高更长的长城，却是重新退回到狭小的汉族区域内。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后，顺治二年，便开科取士，康熙八年，开始修孔庙。乾隆在位时曾三次到曲阜孔庙祭孔。明朝２７６年没有修孔庙，清朝２６７年做到县县有孔庙。康熙不光修孔庙，还为各少数民族的宗教领袖修了各自的庙宇。承德避暑山庄以北的外八庙是康熙最为得意的一笔，他自诩仅仅外八庙就比明代长城有用得多。此话不无道理：少数民族多为政教合一，通过修庙，既安抚了宗教头人，又缓和了清廷与朝廷以外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使各民族领袖不再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从而也就稳固了满清王朝的中央政权。清朝通过儒教和佛教（包括喇嘛教）、回教、道教，实现“五族共和”， 征服了汉族的人心。这种多宗教、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国家体制，不但为中国历朝历代所仅见，在世界上也是成功的范例。
当然，崔树人这本书里还有很多类似的，经典的论点主张，我自揣认识还不深，于是只能少说两句，多看两回，然后自己慢慢消化，这里的看法建议也只是仅供大家参考。至于里面的东西是好是坏，是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学术界完全可以自由讨论，当代的社会实践也可以来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