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论林贤治的散文观及批评实践
作者：丁晓原
林贤治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散文理论家或批评家｡他首先是以一个有分量的研究鲁迅和现代知识分子史的学者形象,出现在学术界的｡《人间鲁迅》､《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等著述,使他成为一个棱角分明的具有思想者品格的学者｡其于散文理论批评,是以一种另类者的姿势进入的｡所谓“另类者”,是指非“学院派”的另外一种存在｡从林贤治的个人经历可知,他没有接受过系统而又刻板的学院教育｡这对林贤治而言固然带有一种“学理性”滋养“先天”不足的遗憾,但却可能又成就了他“无拘无束”自由说话的品格｡作为另类者,林贤治研究散文,只是基于生命主体面对研究对象所生成的独特的感受和思考,真实真诚地书写,尽管这种书写并不体系化,似乎也不严谨,甚至有失偏颇,但是它们是属于言说者自己的,具有一种可贵的“偏执”的深刻｡
散文作为一种边缘的､互文的､开放的文类体系,它并不能如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建立起一个大致能自足的理论批评系统｡它涉及的因素很多,试图以一些核心的文体理论批评话语加以统摄,现在看来显然是困难的｡而且,散文更多的是主体精神存在的直接现实,它可操作的形式化空间相对较小,其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制,我们可以用以设计的具有信度的元素,也是有限的｡因此,从事散文理论批评的学者,主要是“学院派”的研究者,尽管他们勉力于散文文体性的寻找与散文创作价值的发现,但是其事功并不令人满意｡正如南帆所说:“散文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类理论,散文的游移不定致使它的文类理论始终处于一鳞半爪之中｡”①当然,这不是抹煞“学院派”散文研究者的努力,他们确实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建构散文批评的天地,只是他们的研究太过学究气了,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作似乎很逻辑但又显得虚空的推演,忽视对鲜活的散文创作实践进行实证式的归纳细析;他们的研究也太保持斯文了,不能以主体的怀具的散文之心,去看取散文特有的文心,论说四平八稳,只是少了论者的性情与识见｡
林贤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显示了他散文理论批评的价值｡林贤治的散文批评文字并不多,主要有《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等｡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型的学者,林贤治是以散文的精神进行他的散文研究的｡所谓“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追求真实,崇尚个性的精神｡我们检索林贤治的批评文字,可以发现“自由”､“真实”和“个性”等,构建了他散文观的基本内核,是他用以散文批评的核心关键词｡而“自由”､“真实”和“个性”,也正可以反映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和精神气质｡林贤治本身的人生旅程和心路历程,将他塑造成一个特立独行的“孤僻的思想者”｡林贤治是体制外的在野者,底层的历练和氛围养成了他自然由性的“草根”本性,而长期研究鲁迅,鲁迅对其浸润甚多,灵魂中也就平添了很多鲁迅或鲁迅式的精神气息｡其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思考的是他们历史存在和个人存在中的宿命｡在我看来林贤治对于鲁迅的研究､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后来对于散文的发言,其间有一种精神线索扭结着｡这就是基于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来观照､分析､把握他自选的研究对象｡“知识者从本质上说,是自由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在这里有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这样内外两个层面｡”②真实的知识分子,以自由的追寻和自由的守护作为他的重要的职志,而他们个人又往往以真实､独立的､自由化的另类者的形象行世｡而散文又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知识分子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是他们作自由说话的体己的文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林贤治与散文之间具有一种双向互通的相得性｡
二
从散文理论的建设看,林贤治的散文观并没有对此做出新的贡献,“自由”､“真实”和“个性”等等其实在已有的散文理论资源早已是置备了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散文的常识｡问题是我们经常缺乏常识或者人为地遮蔽常识｡林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散文的常识布道｡他是新世纪初的第一个散文常识的布道者｡但林贤治不是坐而论道或者以道论道的“布道”,他是在参照了具体的散文创作的历史存在,并参悟了对于散文的个人心得后,阐释他对散文的理解的｡这样尽管所论大约还是常识,但却是属于个人经验的｡
在“自由”､“真实”和“个性”这组关联着现代散文核心价值的语词中,林贤治是最为看重自由的｡在他看来,自由是散文文体品格生成的必要前提,也是他观察散文生态脉流的重要尺度｡《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是林贤治研究散文最重要的文字，全篇近十万字｡形制是一篇长篇论文,但内涵和容量具有史著的规模,是一部别致的当代中国散文史｡50年的散文存在林林总总,但是林贤治删繁就简,只取自由作为观察研究对象的视窗｡这是一种深得散文本性的智慧而深刻的选择｡散文的课题中包含了很多变化着的因素,但其总根在于自由｡自由既是一种时代的规定,也是散文作家作为主体的一种精神存在状态｡以自由观察当代散文,林贤治对他的研究对象的总体评价就可想而知了｡文学是自由的,这是文学生成的基本条件｡而于散文言之,林贤治以为“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③他引用洪堡特的话,对散文与自由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释｡洪堡特认为,散文“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散文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另一个方面,自由精神又是滋生出色散文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民族的智能特性不够有力,不足以上升到这一高度;或者,如果一个文明民族在智力方面走上了下坡路,其语言脱离了精神,即脱离了它的强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惟一源泉,那就决不可能构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创造变成了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优秀的散文就会濒于崩溃”｡④林贤治不惜篇幅大段引述“他者”的言说,不只是表示他对所引观点的认同,而简直就是将言者引为异域知音｡
中国当代史的行进中,有相当的时段是不利于散文自由精神的生成的｡对这样的境况,林贤治在《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作有细致的分析｡他从体制设置､知识分子的遭际､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命运等多个方面,绘制了散文的社会生态地图｡居于这样的情势中,散文名义上虽然还有,但那只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是被统一制作的代言品｡因此,对这一时段的散文,总体上林贤治微词甚多,但其间若干的存在,还是被他作为难得的光亮加以肯定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徐懋庸等的杂感､20世纪60年代《三家村札记》､文革中的“地下散文”等等,这些作品在林贤治看来,是作者在非常年代内心自生自由独立思想的语言形式｡由此可见,林贤治对研究对象的肯定或否定全关系于自由的尺度｡散文的自由不仅会受限于以权力为标志的政治文化,而且也会被以货币为符号的物化生态所制控｡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林贤治对90年代的散文样态作了另外的一种解释｡一般而言,90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年代,因而也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在林贤治看来,我们从一端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却为另一端所牢笼｡这种“牢笼”是由物质中心主义所构造的｡9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撰稿人’,他们在摆脱原单位之后,却常常为金钱所左右”:“‘教训文学’的市场大大缩小,与此同时,政治意识淡化,道德感衰退,情况也都越来越严重｡” 林贤治以为货币有时与权力一样,它也能“禁锢个性,奴役个性,而与精神为敌”｡“自由撰稿人”是社会走向开放多元的一种象征｡但是开放时代的不少作家,身份虽然自由,心灵却是物质化了｡林贤治以为90年代的散文家,“缺乏鲜明的思想立场,缺乏独立自由的胆魄,缺乏批判的能力;在艺术上缺乏探索的热情,惟模仿‘大师’或‘大师’的蜡像写作｡”⑤这种种的缺乏,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守住内心真实的自由情志｡由此而推论所谓的“散文热”,可能更多是不具有精神品格支撑的､只是文类被批量复制的表面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