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林贤治的偏至与批判激情
作者：司马晓雯
来自广东阳江的林贤治,创作有诗集《骆驼与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死》､《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个人的爱与死》等｡人们阅读着这些带有火的物质的文字,都会感觉到林贤治焦灼的灵魂,感觉到一道幽光穿透心灵,一个思想者卓越挺立于眼前｡如果个性与思想对于批评家的品格来说是占重要地位的,那么林贤治当之无愧是中国批评界的精英,其思想是少有的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光辉闪耀,对现今中国的思想界是一个巨大的警示与启示｡因此,林贤治是我们在总结岭南散文的成就时不能忽视的重要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讨论,可以让读者更了解岭南散文在思想领域上的突出表现｡
林贤治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多次使用“异类”一词｡其实,林贤治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知识分子,其思想与批判激情无不彰显出其独特的经验｡林贤治在《午夜的幽光》中,把自己流放于俄国的土地,极力推崇萨义德､奥威尔等西方极端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论著中,林治贤把鲁迅作为一个精神个体作独特的把握,表现出“唯鲁派”的独特爱好;在《守夜者札记》､《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制的海图》等,对五四时代及其精神的深切追寻与认同,对鲁迅的“守夜者”身份的效仿和对鲁迅的批判精神的沿袭,对胡适､陈寅恪､顾准等思想大家的非难,以及对散文､诗歌等问题的个人化见解,对王蒙､张承志､余秋雨､茹志娟等作家一针见血的批判与反讽,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林贤治的确反映出与众不同的特性｡
迄今为止,对于林贤治研究的文章还不多,但也可以看出评论界对其的基本看法:林贤治是“学界的异类,也是当下思想界的异类”,与众不同的批评激情值得赞赏,“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片清洁的园地”,①夏敏､李静等研究者就是在对林贤治的批评激赞的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的｡丁东则认为林贤治在这些“野马思想者”中位于第一位,原因就在善于发“偏激的言论”｡②然而,林贤治的批评也会刺痛很多人,学术界普遍反对林贤治非难的基点在于其学理上的缺陷,这使得林贤治在学术界关系处于尴尬的状态(其中也与林贤治主动的疏远有关)｡从目前来看,对于林贤治的偏至思想的批评,只散见于对其个别篇什的评论上,如有批评家指出林贤治对巴金的评价完全建立在“五四”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也有批评家对林贤治对以强调散文与精神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对散文家进行粗暴的贬斥表示不满｡
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对林贤治的偏至思想与批评激情进行集中讨论,所以本文拟从在承认林贤治对当下思想界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思想背景､偏激表现､偏激的气质等方面进行探析,同时兼谈知识分子批评的气度问题,力求这位让人注目的岭南批评家更全面地为读者所认识｡
二
在集中讨论林贤治的偏至与批判激情前,笔者认为必须要对林贤治的思想形成的背景作一番阐述｡原因就在于林贤治的思想背景几乎决定了他的立场和批评视觉,只要有了这种了解,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他为何带着野性,高扬精神之大旗,焦灼地在精神之路在奔起,不理睬路人的欢呼与劝告声｡笔者在阅读林贤治大部分作品后,认为林贤治思想的形成其实有两大文化背影｡
一是平民思想者的荒野体验｡林贤治在《时代或文学的肖像》的序言中曾——
我大约是一个好事之徒,从小受到乡民的蛮气的传染,后来却多出几次政治运动的威吓,无论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气｡③
笔者认为,林贤治的平民出身,使其保持了乡下人的特性｡而失去平和之气,其实是林贤治表明他崇尚民间的野性气息｡民间是最接近土地的地方,是最体现苦难､深情､血泪的策源地,因而民间性使林贤治始终紧贴着大地飞行｡在散文集《平民的信使》中,我们看到苦难者林立,衰败､寂寞､冷落,底层人的哭歌与呼喊仿佛就在耳边,诸如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异端思想家､一批批的贫苦农民以及失志的知识分子等行走在苍凉的大地上｡这让人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野草》般的火热与冷峻相融的诗性气息,一种处于奴隶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焦灼与自我救赎中的特殊情感｡
《平民的信使》中的种种意象与人物肖像,可以说是林贤治早年生活的精神反映｡林贤治成长于南方小城,早年当过农民､赤脚医生｡因为父亲的原因,使他在文革那惊恐､屈辱､焦虑､苦痛笼罩的日子里度过了本应该是阳光灿烂的青春,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做奴隶者的不幸｡这种文革的痛感,使他一度处于荒原状态,也让他长久地思考了权力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与他后来的怀疑和抗争并存的激越态度是有直接联系的｡后来自称为“乡下人”的林贤治来到繁华的广州城,从事编辑与写作工作,却时时警惕自己会被学院､文坛､知识界､大学等同化｡同时,林贤治把民间性当成反同化的工具,以一种独立的态度在学术界站立｡但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乡下到城里的林贤治,其实是以被抛弃的孤独战士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为他的偏至与激情共存的批判态度涂上浓重的底色｡
二是五四时代精神视野｡林贤治是活在“五四”的人｡他在《五四之魂》､《五四之死》等文章中,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五四时代的赤诚态度,以及表露出“五四不再”的惋惜之情｡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叛逆和反抗意识､革命精神､对国民性的启蒙与批判精神,都深深地引起林贤治的回望｡他身上的气质是“五四”的气质,并且他一再强调:对现实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启蒙与批判依然是现今知识分子最繁难的工作｡④正如研究者李静所指出,“(林贤治)一如一位当事者,时刻在以反抗的姿态发出峻切､急迫和呼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专业化､物质主义的二十世纪末,听起来很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⑤
更为重要的是,林贤治在五四时代里找到了鲁迅｡在林贤治文革受难时,鲁迅的作品给予了他无穷的精神慰藉,鲁迅成了他的精神航标,也成了他努力学习并仿效的对象,几乎决定了他的思考方式､立场和评判准绳｡如他在鲁迅身上认识到深刻思想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成为了他对以知识性自居的学者进行批判的立场;又如他认识到鲁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的重要性,从而为他对知识分子的个人性､边缘性以及权力空间的理解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依据｡
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林贤治推崇具有独特的人格精神和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的知识分子,形成对现今知识\学术界的一种抵抗,这也使得他的思想透出热炽的偏至与批判激情｡具体说来,他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文化生存空间的批评｡林贤治在热烈地介绍法学思想家薇依时说:
知识界是什么样子呢?知识大腕以知识为资本,带头参与世界的掠夺､竞争和垄断;他们所要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地位和声名｡⑥
可见,林贤治对于带有权力性､权威性和体制性的组织,都带有天生的抵触情绪｡这与他在实际的工作中,拒绝参加某些学术研讨会和不接纳学术性质的论文是相通的｡⑦林贤治认为权力与知识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他贬斥胡适等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思想者脑子中总有“……为了服务……”之类的固定思维,而中国长期以来的体制和士大夫精神,更让知识分子始终困在权力的怪圈中,真正的思想透不出光芒｡由此,林贤治对中国思想界是失望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林贤治反对大学体制｡他认为只要存在着权力,就会以显在的或是潜隐的形式,实行对人的支配和奴役,就会形成知识分子的奴性,而社会的各种组织,尤其是官办的,则力图培养适应和顺从权势的能力,其中,大学就是带有示范性质的｡而他还认为只要有学者,有学术界,就有寄生大量注释的臃肿的文本,而所谓的学术斗争,有可能是思想的真正交锋,但也有可能是小圈子的无聊的角逐,与他心中的“思想”相差甚远｡等等｡让思想燃烧起来,把火把举起,这是一个来自南方边城的知识分子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