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外来者的经历与目光：命运、变迁与公正的建构和表达
作者：张伟兵
笔者无意介入影视界内部的争论，本文的宗旨是从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的角度对《三峡好人》这个电影本身做出分析与评判。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牵涉到贾樟柯的电影评论，是出于以下重要的原因：从第一次接触这个影片开始，我就十分明确地感觉到，《三峡好人》是一个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相当好的素材。它所面对的是三峡拆迁的真实历史影像，是一部带有记录性质的影片，而不是人造的摄影棚背景。《三峡好人》这部影片，无论是就它的主题还是从它的表现手法及其中透露出来的思想倾向看，都非常形象地展示了“社会学式”的对外在客观世界进行调查、发现、记录、整理甚至建构的功能，它生动地叙述了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者的故事，反映了他们的困境与希望、无奈及抗争、迷茫和收获以及与更大的社会转型背景的关联。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情境与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通过“解读”《三峡好人》所摹写的弱势群体与强势者的互动、交锋以及不同人群的各自生活逻辑的发展与延伸，我们同样可以藉此来反观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增加对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者、生活、福利、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等等概念和术语的体认与感悟，在惯常的访谈法、观察法、统计法之外能以一种更灵动、更直观的方式来了解社会，更深刻地体悟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知识。写这样一篇影评，既是对专业知识的检验，也是自己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与细化。
本文的观点和基本主张是，作为一部引起很多研究者关注和评论的电影，《三峡好人》的震撼力与价值既不在于表现了三峡移民的常态情景，①也不是局限在对三峡变动所代表的即将消失的故土、“文化故里”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和乡愁，而是以中国社会转型期和三峡库区移民的搬迁、安置为背景，生动地摹写了包括移民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生活、命运的联系与纠葛、沉浮与挣扎，从而深刻地表达了对福利、权利、社会和谐等崇高东西的诉求——那就是对公正的价值追求，是三峡库区人民尤其是就地后靠安置的居民随着家园的淹没而对公正、合理的安置、就业、劳动保护等社会政策的企盼与诉求，是中下阶层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对重塑生活规则与寻找新的生计方式的要求。
做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以及对剧情做认真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和展开：首先用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思维来透视电影的结构与叙事逻辑，剖析《三峡好人》是怎样把变迁中的人的命运、社会问题及公正的主题呈现出来的；其次，结合目前的社会现实，探讨《三峡好人》又是怎样把变迁、命运与对公正的价值诉求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在剧情中具体展开和表达的；最后是一个简短的讨论，探讨以公正为理念依据的社会政策在满足人的需要、维护公民的权利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三峡好人》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深沉思索。
《三峡好人》的叙事逻辑与变迁、命运及公正的建构策略
熟悉剧情的人都清楚，《三峡好人》是以两个互不相识的主人公各自“寻亲”的故事为线索展开的：男主人公韩三明（山西汾阳的煤矿工人）１６年后来奉节寻找他的前妻；女主人公沈红（山西太原某医院的护士）来奉节寻找她的丈夫。影片通过这两个主人公各自寻亲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把许多复杂的人、事勾连在一起，描写了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各类人群面临因三峡水利工程而来的家园拆迁与如何安置的情况下，怎样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生活、命运的沉浮与关联。尽管这两个故事是虚构的，但通过这两个虚构的故事，一个处于变迁中的鲜活的、本真的、原生态的“三峡”却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坐船去崇明岛的移民，到移民办质问移民发放款的人群，伤残的下岗工人及其被迫移民到广东的妻子；被水淹没的家园，轰然倒下的墙体，满目皆是的废墟；拆迁中的流血冲突，依靠拆迁与三峡重建的致富者和强势群体等等。显然，这里的“三峡”，描写的不是作为旅游地的“三峡”；也不是承载着“强国梦”和“中国形象”的水利工程的“三峡”。这里的“三峡”，是真切的作为日常生活的“三峡”，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居住与交往的地方。可见，《三峡好人》仍然延续了贾樟柯在以往的电影创作中以原生态的手法展现不同人物生活的写实风格，也因此引起了相当多的观众对移民政策的公正性、三峡库区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等深层次的思考。
但由此牵涉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具体到这部电影，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三峡好人》的叙事展示了处于拆迁和建设中的三峡不同人物生活与命运的真实信息的话，那么这些信息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这些信息又是如何使人坚信它们是“真实”的并且与公正的价值诉求联系在一起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导演贾樟柯的创作风格与拍摄手法使《三峡好人》出现这样的效果。这样的答案很对，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如果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来看《三峡好人》，我们就会找到清晰的解答。
通观整个影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三峡好人》的故事情节实质是揭示了三峡库区拆迁和建设中出现的很多不合理、不和谐因素。这些不合理、不和谐的因素构成了三峡库区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采取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予以应对和解决。但这里潜藏着一系列相当重要的机制和过程：第一，如果说三峡库区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社会事实的话，那么，作为客观事实的社会问题并不能自动呈现自身，它需要某种劝说、操作和制造事实与知识的技艺把它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事实和社会问题总是以解释过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借用布迪厄的话来讲，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一种“次级客观性”，社会现实是以解释过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呈现自身的，而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不断建构着新的社会现实。第二，既然客观社会事实与社会问题需要某种呈现自身的技术和策略，那么，这种呈现客观事实的技术与策略就使得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发现和研究活动成为一种问题宣称活动（ｃｌａｉｍｓ－ｍａｋｉｎｇ），“宣称活动总是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互动，是一方向另一方就其所认称的状况提出应当采取一些行动的要求。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和过程，一些状况被断言是‘有问题的’，而且被定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②第三，在客观现实和社会问题被呈现的“宣称活动”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至关重要。社会行动者怎样看待、解释这个世界，他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倾向于发现和探讨什么，赋予这个世界以怎样的意义，这比世界本身更为重要。因为，行动者的思想和视角直接决定了呈现事实的技艺与宣称活动的主导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问题是怎样引起社会关注并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第四，呈现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的技艺、策略及宣称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大凡社会问题，往往都需要动用政策资源解决。传统社会问题研究者认为，客观状况决定政策选择，因而社会政策研究者与社会学家应基于事实，给出有关问题处理的所谓科学对策与建议。而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政策的安排和选择与问题如何被建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呈现事实的技艺与宣称活动能否引起社会关注并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直接影响着某种社会问题能否进入政府及其他政策行动者的政策议程并得到解决。